第二部分：本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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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场辩论赛。辩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未来会好吗？

我的观点是，中国未来经济还会持续增长。我的反方--一个假想的怀疑主义者，说这事儿未必，有点看不清。

我坚信中国未来会好，原因很简单，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悲观主义是个骗子，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不让我们参与改变。

我心里那个反方，那个怀疑主义者，开始陈述他的理由：说中国规模大、人口多，可现在中国不也在讨论老龄化问题，不也在说人口红利没有了吗？

你怎么知道未来中国还是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紧张，就请教了战略专家徐弃郁。徐弃郁老师给我看了一份智库报告。

这是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给美国人看的报告。这家智库成立于1981年，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是公认的最权威的美国智库之一。

这份报告指出了一个事实，2008-2018年这10年间，中国制造业份额总体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长，但确实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在向海外转移。

那印度接住了这部分转移的产能吗？没有。实际上，同期印度制造业增长的份额连1%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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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前几年，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前往印度建厂。在他们工厂里，有个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

咱们中国厂长赶紧提拔了他。结果出事了，底下人不仅不服管，还经常打骂领导。为什么？

原因咱们中国人可能想不到--种姓制度。这个印度小伙子是低种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种姓，根本指挥不动。

见客户时，这个小伙子甚至不能进五星级酒店，不能和客户同桌吃饭，那这工作还怎么开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个边缘部门，但有些印度员工还是意见很大。最终这个小伙子只能黯然离开。

你看，能不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不是简单的规模大小、人口多少的问题，还有人的组织方式问题。印度的社会组织方式还没来得及现代化。

徐弃郁老师说，印度要放弃那些传统真的非常难，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决心，它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取代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经济学家何帆老师，今年在他写作《变量3》的过程中，我去请教了他。

他说，今年他的观察重点，确实也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的组织方式。

何帆老师说一个国家，其实就跟一座桥一样。桥修得越大，跑的车、过的人就越多。

但问题是，桥越大，桥的内部结构就越重要，桥内部的结构化、组织化水平就决定了它的承载能力。否则，桥的自重都会把它压垮。更别提跑什么车，过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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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内部结构到底怎样？中国人是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我们来看个例子。

联想的武汉工厂是湖北出口额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厂。

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

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厂长齐岳告诉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

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

但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

齐岳厂长跟我感慨，在国外，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第三，在武汉，社区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不止这一家工厂，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单季打平，三季度强势转正，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武汉正在从“风暴眼”变成“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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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

下面，我们就稍微花点时间，一层一层来看这个网络的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基层的小网络。中国城市的每个小区都被编织进了一个叫居委会的网络里。

我给你介绍一位居委会干部，这是武汉市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东湖新城社区的陶久娣。

疫情期间，她手里只有12个人，所在的社区却有12765个居民。

疫情期间，每天早上一睁眼，这些人吃饭、就医、因为憋在家里搞出来的心理问题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陶久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有自己的网络。12个人忙不过来，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调过来。

有72名志愿者也加入了她的网络。再不够呢？还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间，来了42人，都是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居委会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网络，基层政府、派出所、周边商业设施等等。

中国像这样的居委会有多少个？我查到的最近的数，有109620个。还有和居委会同等功能的村委会，有533073个。

这些居委会和村委会是中国社会最小的组织。疫情期间，全中国每个居委会、村委会都是这样运作的。

一个居委会，在疫情期间，能承担起这么大责任，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权力，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在中国社会基层随时能看得到的节点。资源能汇聚到它那儿，也能分配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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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朋友，《读库》的创始人六哥张立宪，把库房搬到了江苏省南通市。他经常跟我说，当地政府给他们的服务太好了。

但是请注意，这个“好”，并不是给钱、给地、给资源，而是利用当地的网络，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可以没有边界，但是给资源，那是有边界的。

2020年6月6号，读库新仓库在南通开业大吉。六哥特别喜欢6这个数字，凡事都得赶个6。

有人开玩笑说，南通开发区的服务这么好，不就是个牌儿吗？能不能帮个忙，发个话，把读库的2号库改成6号啊？

没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的唐进华局长一下子就严肃了：“我怎么服务都行，但这个园区的产权不是开发区政府，是人家企业的。我得查一下合同，应该是没有权力干涉人家的标牌管理，可不能胡来。”

六哥当着所有的客人，立即竖大拇指。你看，服务归服务，边界归边界。这是一个多么具体的例子，这就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样子。

过去我们总以为，政府是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拥有权力，在做资源分配。但其实，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地方政府更像是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他们不是在聚积资源分配的权力，而是在培养网络连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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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的几个故事，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

投资家李录给了我一个启发，那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李录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实是 “总部式服务”。

“总部式服务”什么意思？你就想，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想创办一家企业，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一个企业的总部那样，为你提供土地、修桥造路、六通一平，组织劳动力，优化税收制度，甚至购买你公司生产出的第一批产品。

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长的活儿干好，把业务做大，给当地多解决就业，多贡献税收。在中国做企业，没有一家是从零开始的，咱们都是在享受这个网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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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开头提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过去我们提到中国的优势，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比如说规模大。

站在中国外部看中国，很容易把中国理解成一个庞大的科层制管理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树状图。科长被处长管着，处长被局长管着，局长被部长管着。

但生活在中国，我们知道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中国是一张被组织起来的网络。这张网络规模庞大、层次丰富、密密匝匝，既有强度，又有弹性。这是我们这代中国人信心和底气的由来。

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张对外开放的网络。我们是全球网络的枢纽。每年接入到咱们这个枢纽的，是10亿吨铁矿石、5亿吨原油、3亿吨煤。

而中国2019年向世界输出价值145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73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产品、1200亿美元的服装、540亿美元的家具、530多亿美元的钢材。

长大以后，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规模，而且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网络。

我们中国人是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邻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国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样，希望经济发展，希望安居乐业。

如果你觉得网络这个词还有点过于新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句老话，2500年来，我们一直都相信这个四个字：吾道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