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艺术类招考体系 维护公平科学选才

胡向东

受疫情影响，2020年艺术类校考工作在春节后暂停。近日，教育部召开视频会议对做好2020年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多项艺考举措，给焦虑的考生和招生院校吃了一颗定心丸。这些举措虽出台于抗击新冠疫情的非常时期，带有应时之举意味，但纵观教育部近年在艺术类专业高校招生考试管理方面的一系列举措，却又在意料之中，可视为教育部减少艺术类校考、严格招生管理和规范校考系列措施中顺势而为的必要之举，其目的，在于扭转当前艺术类专业校考规模仍然过大、考试效率低下、考生负担过重等问题，推动我国包括艺术类专业在内的高校招生考试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建设，维护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和科学高效，加快提升我国高校招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艺术类包括音乐、美术、表演、舞蹈、编导、播音主持等多个专业，我国一直采取专业考试加文化高考的模式录取。专业考试又分为省统考和校考。经过教育部和省级考试机构多年努力，现已建成的艺术专业省级统考覆盖了大多数艺术专业，绝大部分考生可以不必参加校考直接凭省统考成绩录取。目前举行校考的主要有44所专门艺术类院校和部分院校的艺术专业。按计划，各省的统考已基本完成，往年举办校考的时间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教育部因此指导高校对校考安排的统筹调整：一是进一步缩减校考专业范围，二是推广非现场考试方式，三是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这是在广泛征求高校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基础上，针对不同学校、不同艺术类专业特点，突出科学性、公平性要求而采取的有力调整。

今年我国高考报名人数仍有千万之众，其中艺术类考生按8-10%的比例计算也有近百万之多，加上陪考的家长等赴校考者将有200万人左右，这200万人如果仍按过去的规模流动赶考，会给正处于吃劲阶段的抗击疫情工作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此特殊时期，教育部根据抗击疫情情况和艺术类专业招考模式发展形势，果断决定缩减校考范围，严控校考规模，推行非现场考试方法，有助于通过消除和减少大规模人员流动和考生聚集，极大降低考生及其家长的疫情风险，在巩固抗疫成果的同时，确保艺术校考的安全平稳和科学公平。

然而，缩减校考专业和规模却并不只是单纯为了抗击疫情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它是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发展的大势所趋。我国高校艺术类校考一直存在规模过大、重复多、效率低下、公众质疑其公平性等方面的问题。在网络上可以轻松搜索到近年校考“盛况”：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九大美院的美术类专业校考规模动辄达到4、5万人，而一校招生计划数往往不到2千；2019年中央戏剧学院本科计划招生573人，却有67946人次报名；北京电影学院有59059人次报考，其专业报录比例达114：1！一个表演班不足百人，却召集万余人参加考试；校考时间从1月延续到4月，无数考生被这种所谓“机会”裹挟，四处奔波应考，既劳命伤财，又耽误文化课的学习。而艺术专业校考主观性较强，几万份绘画等艺术答卷要在短时间内评出分数，几组评委要在三两天里面试上万人，能否公平公正地挑出高校想要的“尖子”，结果是否服众，都一直颇受质疑。还有家长认为学校报名费收入也年年“盛况空前”，质疑学校有借校考敛财之嫌。因此教育部一手抓各省统考建设，使其已可以覆盖绝大部分艺术专业，考生可只参加一次省统考即可凭此成绩填报平行志愿，综合录取。同时，力促缩减校考范围和规模，从2010年以来，校考举办范围已从千余所高校缩减到40多所，侧重于艺术史论方向的专业也要求一律不再举行校考，只依据文化课成绩录取。这些措施，既保证了我国顶尖艺术高校和专业的生源质量，又极大减轻了考生和家长负担，以省统考成绩为录取依据，推动了艺术专业平行志愿的实行，最大限度减少了线上考生掉档，有力地维护了考生权益和高考公平。

严格控制现场考试规模的实质是由直接报考、一次筛选改为统考+校考的分级报考、两次筛选，具有实施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级报考是考试管理的常规方法，过去的科举考试和现在的公务员都曾采用，方法成熟且民众接受度高。将艺术类考试分为省统考和少数专业校考，考生先通过省统考合格线并达到一定成绩线（或由校方采取“提交作品、考评分离”的方式考核初筛合格），才具有报名校考的资格，这就可以通过有效筛选缩减过大的考试规模，不论是针对抗疫形势还是校考瘦身的需求，都十分必要；而压缩校考报考人数并没有消减校考的功能，反而有利于提高校考的效率。顶尖高校和专业录取的，本来就是专业水平和文化成绩“双冒尖”的考生，通过省统考或校方“提交作品、考评分离”初步筛选，减去的只是陪考的考生和他们的经济负担、精力消耗，不仅可行，而且高效。加上将确需组织的现场校考移至高考后进行，考生们都多出了文化课的备考时间，有利于成绩发挥；高考后校考，其时大量文化成绩难以达标的考生也不再陪考，而由此缩减考试规模后，评卷量和面试量大为减少，院校和专家们才能有充分时间和精力全面考查进入校考的考生。这对目前还并不轻松的疫情防控也是一种支持。

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远程考试技术的发展也为艺术类专业非现场考试方式的推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仅从远程考试需要的条件来说，电脑、手机、网络硬件快速发展、普及，已为远程考试打下良好物质和技术基础：一是手机普及度高，只要普及型手机就能参加远程考试。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比例高达99.1%，2019年全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67亿部，艺术类考生往往异地培训较多，智能手机普及率更高。现有普及化的智能手机，以出货量最大的华为、OPPO、VIVO、小米的低售价（800元左右）的手机为例，均具备了高清显示屏、高速上网、高清摄像头、高清麦克风、扬声器、GPS定位等全套考试所需硬件条件。二是我国广泛覆盖的4G网络及宽带有线网络解决了远程数据传输瓶颈，为远程考试打下了坚实的网速基础。CNNIC第44次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61.2%， 100M以上宽带用户占比达到77.1%，平均固定带宽下载速度31M，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度达到23M，网络环境能够满足非现场考试需要的远程视频、远程数据采集及监控需要。三是艺术考生熟悉以抖音、爱奇艺等为代表的短视频、视频应用。CNNIC统计显示，网络视频在我国网民中使用率达88.8%，已成为仅次于即时通讯的第二、三位主要使用的网络应用（按使用时长）。因此实时传送清晰的网络视频、利用手机进行网络直播、数据传输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并且已经是互联网的成熟应用。艺术考生由于专业学习和展示的需要对录制、传输视频、照片等技术亦比一般文理考生更为熟练。

非现场的远程考试如何防范作弊，可能最令社会关注，而技术进步已能够较好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远程监管及核验条件已经成熟。随着网络实名制推行，我国网民处于“实名制”为主的上网模式。尤其是伴随着考试报名费网络支付的普及，大部分手机都是处在实名模式下使用，要求考生使用一部手机支付费用、远程考试，可以锁定身份进行验核（借用家长手机用自己的身份证号也可以）；二是目前金融领域、民生领域已经广泛应用“活体核验”、“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诸多远程身份核验，替代现场办事的模式，带来了此类基础平台和技术的长足发展，加之公安部对于符合相关要求的技术服务商也开通了身份信息核验接口，不需要使用实体身份证即可核验考生的身份证号与本人是否一致；三是手机程序可综合使用GPS定位、摄像头、麦克风等设备，实时进行数据监控。这些基础条件和技术措施，能够有效核验考生身份、完成非现场的远程考试，已为教育部这次校考管理措施调整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运行条件。

当然，完善和优化艺术类招考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问题。由于高考具有高利害性，社会又对其公平性有着严格的要求，艺术类招考体系的每一步调整与优化，都充满探索性，也有内外部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遵循艺术高考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大势，不断提升招考治理能力，全力维护高考的公平性和科学性，是优化艺术考试管理的核心所在。一方面，举办校考的高校要始终将高考的公平性放在第一位，为每一位考生提供同样的考试条件。尽管网络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对于农村、偏远地区等不具备录制视频条件的考生，高校要进行兜底保障，根据考生申请协调基层招考机构为其提供免费录制视频服务，让广大考生都站在国家考试的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加强校考组织的管理，通过增大作弊成本，有效遏制少数考生的作弊动机和行为；加强内部人员管理，消除内部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严格防范和处理内部人员违反招生规定行为和营私舞弊的犯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招生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尊重艺术专业与其他学科的差异性和不同专业招生的特性，制订因校制宜的校考设置和实施方案，使校考真正发挥出发现培育优秀人才的功能。

完善和优化艺术类招考体系又是一项长期性工程。笔者建议，要建立并完善一个长期性、追踪性、数据化的艺术校考质量监测系统。依据“互联网+教育”理念，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和考试技术，以时间、区域、院校等逐步构建艺术专业校考质量监测平台，以生源地域分布、毕业校构成、省统考表现和校考表现以及学生后续发展情况等逐步构建一个艺术考试质量数据监测体系，建立艺术校考质量保证的预警机制，同时，基于大数据增强艺术校考乃至全国高考的宏观决策能力，为艺术高考和我国其他特殊类型专业考试以及专业发展助力。

（作者胡向东，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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