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咱们继续来读这本《褚时健传》昨天咱们说了参加游击队之后，褚时健差点丧命，因为革命褚时健家也牺牲了两个兄弟，，一个是二哥褚世仁，一个是亲弟弟褚时候。弟弟死后，母亲没多久也离开人世。褚时健的精神世界几乎坍塌，唯有拼命的工作才能让自己不去想这些。后来褚时健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老家华宁，进入云南省委党校学习。

从云南省委党校就读一年后，褚时健是在玉溪地委机关单位度过的，像每一个对新中国满腔热情的干部一样，他一边认真领会着政府的各项思想和政策，一边投入火热的社会建设中。

母亲去世后，褚时健尽着长兄如父的责任，弟弟褚时佐和妹妹褚时英一直跟在他身边。褚时英大一些，所以在褚时健工作忙的时候，常常是她带着褚时佐到大哥单位的食堂买饭吃饭，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褚时健在云南省委党校读书时，褚时英已经到了工作的年龄。她读过好几年书，在解放初期也算有些文化的人，于是很顺利地在华宁县的供销社找到工作，算是生活独立了。而褚时佐要小褚时健十几岁，褚时健党校毕业到玉溪后，褚时佐也到了玉溪县城一所初中就读。

生活就是如此推着褚时健向前走着，忙忙碌碌。在机关单位做着人事工作的同时，他也不间断地参加各种工作组，到玉溪地区的各个县检查、深入工作。

听起来，这样的工作严肃又枯燥，但褚时健却因为工作组完成了人生大事：结婚。

在遇到妻子马静芬以前，20多岁的小伙子褚时健也曾遇到过恋爱对象。在老家时的表妹王兰芬虽然是父亲订下的婚约，但因为褚时健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活，也因为时代的大变迁，两人的婚约早已不了了之。解放后，褚时健1952年在华宁进行土改工作，有一位从昆明工商银行到华宁参加土改锻炼的姑娘，和褚时健在一起工作。年轻人天然就合得来，两人慢慢有了感觉。

马静芬的出身和褚时健完全不同，她的父亲早年是兴文银行上海分公司的襄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滩工作的高级金融职员，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低。上海沦陷于日军手里那年，马静芬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是坐着专机从上海飞到昆明的，可见家庭显赫的一面。

马静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中国处在战争中的时期，不过因为是女孩子，家庭环境也把她和兄弟姐妹们保护得很好。战争对于马静芬来说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她只记得有一年银行迁到云南保山，一天正是“五一”节，她和姐姐挥舞着小旗子跟家里人在公园，突然天上许多飞机轰鸣而过。

公园里的人不明就里，还带着小孩子们一起数：“一架，两架，三架……”然后飞机就开始往下投掷炸弹，公园一片混乱。结果一起进公园六个人，死了两个，重伤了两个，伤了两个。马静芬和姐姐都带了伤。

马静芬说的正是1941年，日本对云南进行系列大轰炸的时期。那些飞机从腾冲方向飞过来，一路飞一路炸，云南人死伤无数。在马静芬的记忆里，还有在防空洞里大人为了小孩子的哭声不要传出去，死死捂住孩子的嘴，结果把孩子捂死的记忆阴影。

外面在打着仗，家里兄弟姐妹众多，马静芬辍学在家的日子也并不清静。父母大概看她没什么事情做，算算年龄已十五六岁，按习俗应该是订婚的年纪了。母亲半开玩笑半生气：“不念书就把你嫁掉！”她看中了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女儿，没想到告诉马静芬后，二小姐不喜欢，生气了：“我不和他！”母亲听了也没在意，以为女儿害羞闹点小脾气，依然把侄子请到家里来做客。

马静芬知道了母亲的心思，她起了另外的主意。家里有只很凶的大狗，平时都用链子拴在门柱上，怕它吓到人。有一日马静芬听说那位表哥要来家里，就悄悄把狗链子解开了……结果可想而知，大狗狂吠起来时，可怜的表哥夺门而逃。

父母的安排算是失败了，有个性的马家二小姐觉得应该找自己的出路。1950年，云南解放，解放大军进入云南。马静芬看到外面火热的世界，想想自己厌烦多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决定参军去。

马静芬最早在解放军的十三军里当一名战士，后来转到边防保卫局。但家人不太同意她在部队待着，大概传统的观点觉得女孩子还是少跟刀枪战争打交道比较好，后来，马静芬在部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文工团工作，在部队带的时间不长，3年之后，1953年，马静芬从部队退伍，被分配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县中心小学教书，虽然是乡下，但这份工作很让家人满意。

不过马静芬发现自己在学校过得并不是很开心。本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从部队文工团下来教书，有资历有气质，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很认可她。但是她发现地方单位的风气和部队的作风有很大差异，这里有明显的利益之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每逢周末，马静芬更感到别扭。周末的时候，学校例行有政治学习，学习结束之后，多数要安排一场舞会，年轻女老师必须出席，任务是教首长们跳舞。

这是解放初期许多国家单位的休闲例排节目：教首长跳舞。革命队伍里不少年龄或大或小的领导们，因为长期在战场，没有机会放松自己，自然也就不会跳交际舞。解放后，和平生活到来，各国家单位都贴心地安排周末舞会，让有文艺特长的年轻姑娘教首长们跳舞，还借此促成了不少革命姻缘。

马静芬这才知道为什么学校会把自己招来当老师，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会跳舞，还是一名文工团女兵。但是，她自己的安排是周末政治学习后就回昆明的家，呈贡到昆明也就是火车一小时的车程。

她常常请假，学校领导非常不高兴。

而这个时候，正好褚时健作为地区领导到了呈贡县检查文教工作。

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褚时健26岁，马静芬21岁。

过程是这样的，褚时健所在的工作组到玉溪地区开展小学整顿工作，检查到呈贡县，褚时健在中心小学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听校长介绍教师队伍情况。

校长说着说着，“马静芬”这个名字就引起了褚时健的注意，因为校长在汇报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时，“马静芬”三个字频频被提起。褚时健听明白了，这是校长认为最不听话、最不守规矩的一个老师，而且还是个女老师。

既然说得这么严重，散会后褚时健就让校长把老师们的档案都拿来看看。他也很好奇，一个女教师，怎么就成了“最不听话的”呢？校长拿出一摞档案，褚时健一张一张仔细看。看到马静芬的档案时，褚时健特别留意了一下自我介绍一栏，本想看出“坏”的痕迹，没想到看着看着褚时健却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短短100多个字，写得非常得体，抓得住重点，没有一句空话。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年轻姑娘，比高中生、中专生表达得还要清楚。”再看看照片，小小的证件照，却能看出这姑娘眉清目秀。短短半天，褚时健对马静芬竟产生了好感，尽管还没见面。后来褚时健经常来马静芬所在的工作组开会，褚时健是在观察马静芬，马静芬也没上心。

决定性的一次谈话是在通海县进行的。马静芬在通海工作的最后一天，褚时健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马静芬以为又是一次有关工作的谈话，兜里装了个小本子就去了。两人面对面坐下，中间隔了张大桌子，桌子上还放了两个暖水瓶，以至于褚时健看不到马静芬，马静芬也看不到褚时健。马静芬掏出本子等着褚时健说话，没想到等了半天对面也没出声。马静芬心里正犯嘀咕，褚时健说话了……说了什么，也不得了。

2014年本书作者采访二老时，马静芬和褚时健在回忆时都表示不记得了，有旁人帮忙回忆说应该是：“褚时健问马静芬，你觉得我怎么样？”不过褚时健笑笑，觉得自己当时应该不会这么表达，他应该更含蓄一些。

后来也是经过了一波三折，褚时健和马静芬结婚了，婚姻生活开始时，也是一地鸡毛。

1955年，褚时健和马静芬领证结婚。马静芬说自己都没到民政局就拿到了结婚证，因为褚时健拿了她的相关证明，自己跑了一趟民政局，回来两人就已经是合法夫妻了。这一天的日期马静芬记得非常清楚：1955年10月20日。

然后她和褚时健花了10元钱买了点糖，两人都换了身干净衣服，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发表了谈话，大家吃了喜糖，说说笑笑一番，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本来马静芬和褚时健商量，从会议室出来再请大家去看场电影，褚时健“哦！哦！”答应了几声，马静芬就没再问。“结果我的同事们去了电影院，他也不在，没看成。”马静芬躲在屋子里，生了气。

结婚三天后，又生了一场气。因为褚时健当天没回家，也没留任何话，马静芬新婚新妇，也不好意思问别人。两天后褚时健回来了，没事儿人一样，马静芬放下了担心，却气不打一处来：“你去哪里了？”褚时健说：“出差嘛，去峨山了。”

婚后不久，马静芬怀孕了。她想象中来自丈夫的体贴和照顾全部没有变为现实，多年后她依然有些不原谅当时褚时健的粗心：“我让他去帮我买条鱼，他竟叫我去食堂吃！”1956年11月，女儿褚映群出生。马静芬知道要指望褚时健帮忙带孩子是不可能的，于是，她把母亲从昆明接到玉溪，帮自己照看映群。这时，褚时健已经调到玉溪行署人事科任科长，工作更忙了。马静芬自己也调到距离玉溪城外10公里处的大庄小学任教，因为交通不方便，教学任务也很重，她经常住在学校，于是家里常常是马静芬的母亲一人带着外孙女褚映群。

后来甚至马静芬生病住院手术，褚时健也因为有会议来不了，手术室外只有马静芬的母亲和自己的女儿。

其实你看，一代风云人物褚时健的婚姻生活也是磕磕碰碰，忍耐争吵着过来的，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婚姻家庭中有一些不如意也是常事。

满地鸡毛蒜皮的生活对于普通人其实是幸事，起码这意味着生活无大事。每个人都可以随口、随时抱怨生活里的小麻烦小磕碰，但真正的大风大浪来临时，有几人能承受？

咱们明天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