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指向哪里就奔往哪里，褚时健始终是这么做的。

正是饥荒的年代，农场物资极其有限，生产开展不起来，400多人都在挨饿。可想而知当时农场的局面有多么糟糕，几百人都想回到玉溪。年纪大点的女人们经常拿着小凳子，排成一横排，坐在褚时健办公室门口，叫着要场长把她们及家里人“整”回玉溪去。褚时健内心真是五味杂陈，他知道这些人实在艰难才如此闹事。但于他个人来说，“回玉溪”三个字，何尝又不是一种心里的伤痛？有时他会很不耐烦这些闹事的人，气不打一处来：“你们说得轻巧！我哪里有权利，你们没看到我也是被充军来的吗！？赶紧回家去，你们找我真是白找了。”

当时的地委书记去堵岭农场检查工作，农场几百人把书记围起来，书记急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找你们党委书记去，找你们场长去！”老百姓不依：“他们官小不顶用，今天就是找到你了！”

农场不小，吵闹的场面更不小。

生活就是这样在闹哄哄中一天天缓慢向前。大的政策制度褚时健根本无能为力，国家当时这样的农场太多，采取的政策就是：不管，出了问题再补救。

因为工作环境的恶劣，也没什么进展，褚时健反而有时间去河边捉鱼，去林子里打猎。三十来岁的他正当年，下河、上山都是一把好手。晚上农场附近有不少麂子出现，一天夜里，褚时健找了几个人和自己一起往后山走，没走多远就发现有两头麂子正在不远处的水沟边喝水。褚时健立马拿枪，轻声对周围人说：“来，我给你们搞个麂子来吃吃。”看准两只麂子正在一条线上的时候，褚时健眼疾手快，瞄准后迅速开了枪。枪响后，看见麂子扑扑就滚下来了，中招了。同行人喜出望外，大叫：“打中了”。

那一次褚时健和农场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五天内用五颗子弹打了六只麂子，让农场食堂着实热闹了好几天。没饭吃的人们在那几天内吃上了肉，这听起来像一个黑色幽默，但，那个年代，就是如此。

为改善食堂伙食，褚时健还带着人下河摸鱼，一条十几斤的鲇鱼扛回食堂，对农场的人来说不仅仅是美味那么简单，还是暗沉生活里的些许欢乐。

作为愿意做事的褚时健，能做到的也只是这些了。那个年代，能吃饱肚子，就是天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