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作者发现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唐太宗说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百家讲坛的火，明朝那些事的火，都说明人们内心深处愿意读历史，并且相信历史可以对未来有所指导。相信读完这本潜规则之后，大家会对生活，对职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希望能帮到大家将生活中的琐事处理的如鱼得水。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书中所描写的人性是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的，所谓潜规则，就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趋利避害以及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似的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对应到今天的职场和生活中，有时候职场小白就特别容易得罪人，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别人的利益。

作者也创造了好多精辟的词汇，比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第二等公平，名义工资等。潜规则是在讲一种选择和博弈，无论你身处哪个职位，都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活法，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

总之，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入选了30年30本书，至于怎么个好法，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故事还是要从历史说起，张居正大家都听说过，他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几乎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当时明朝军队将校升官，都是论功行赏，那这个论功行赏的功，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取决于首级。按理说，应该是远征打仗的这些将军们，取了多少敌人的首级，就按照首级多少，或者按照拿到敌方将军的首级来论功行赏。

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今天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会觉得这样的论功行赏的方式很公平啊。其实不是的。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

那怎么检查这些首级是不是敌人的，还是老百姓的呢？都取决于兵部的小厉。将校们杀敌回来，首先要写个报告，说取敌人多少多少首级，把这个报告通过兵部小厉递交上去。而这个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

可是，小吏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小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发现原来写的就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

那大家看，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当然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这就好比美国人面对伊拉克。美国有巡航导弹，能够随心所欲地炸人家的总统府或任何找得到的地方。你随时随地可以打人家，人家却打不着你。这正是"利器"的妙用。掌握了这样的利器，谁还敢惹你生气？你又怎么能不牛气冲天？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战争中，自己最多不过蹭破点皮，俘获的却是众多的金银玉帛，这样的仗自然就特别爱打，也特别能打。

无论正式规定是怎么样的，掌握了合法伤害权的人就是牛气得要命。在他们的眼睛里，老百姓形同鱼肉。我们的祖先也就以"鱼肉百姓"一词来形容这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当然现实社会中如何如何，我并不知道，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冷眼看人生，不要认为很多事情就像眼睛看到的那样，要多思考背后的逻辑。

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

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读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在生活中，总有那么多做生意的大老板总要跟官员搞好关系了。不是为了害人，而是避免被别人祸害。

最初看到这些历史记载的时候，我曾经设身处地替那些被敲诈者想过，结论是；如果换了我，就要读书科举，混个功名在身，让他们不敢敲诈。不过这是很有个人特色的对策，只能自保却不能普渡众生，并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显然不是正经办法。

看看古人又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呢，在清朝人段光清写的一本书里，看到了民间用来对付这种敲诈的高招，不禁被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所折服。

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即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有人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他听父亲曾经说过，以前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暴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不下了。段光清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从情理推测，肯定不至于空手去求人。 段光清联系现实，如今盗贼栽赃，这又是一种恶习。他让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求他们别再栽赃良民。

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就是告诉负责本片区的捕役："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这看上去很像是和黑手党打交道。

总之，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有了这种权力，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敛钱的规矩可以创造出规矩。用古汉语一个简洁贴切的词来表达，这叫"势所必至"。势之所至，潜规则生焉。即使这规则不合法，也可以转弯抹角将它装扮起来--广大群众爱戴片区捕役，凑点钱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合法伤害权在监狱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在《活地狱》里有详细的描写： 有个叫黄升的人，无辜被牵连入狱。衙役的头子史湘泉把他关在班房里，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尿缸旁边，那根链子一头套在脖子上，一头绕在栅栏上。链子收得很紧，让他无法坐下，就这样拘了大半天。直到掌灯时分，狱头出来与黄升讲价钱了，告诉黄升："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床铺，有桌子，要吃什麽，有什麽。"说着便把黄升链子解下来，拿到手里，同他向北边那个小门，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另是一大间，也有人睡觉的，也有躺着吃烟的。

黄升看了一会儿，便对狱头说："这屋里也好。"狱头告诉他："这个屋可是不容易住的。""进这屋有一定价钱。先花50吊，方许进这屋（这里50吊，换算成今天就是60元）；再花30吊，去掉链子；再花20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30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5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 黄升听了，把舌头一伸道："要这些吗？" 这位黄升偏偏身上没有带钱，狱头一怒，将他送入一道栅栏门，里边的犯人又让他掏钱孝敬，黄升拿不出来，众人便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

即将处决的死刑犯应该是最难敲诈的了，但是吏胥们依然有办法，他们可以在行刑和捆绑的方式上做交易。 据记载，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行刑者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

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在此提一句，李大钊先生就被缢了三次才死）。 以上是行刑者的交易方式。凭借他们手里的"合法伤害权"，一般能从富裕者那里敲出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从贫穷者那里也能把衣服行李敲干净。完全敲不出来的，就按照事先威胁的办法痛加折磨。

读到这里，是不是大家也跟我一样，心里打了一个激灵，觉得在古代，老百姓的命果然如草芥。这合法伤害权也真是处处可见。还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生活好啊。当然，我们读这本书的目的还是为了能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也不希望大家以后遇见这等事情。好了，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明天我们来说说人人都渴望公平，但作者告诉我们，公平是有等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