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们昨天讲了讲老百姓必须要懂的道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民不与官争,穷不与富斗，因为羊咬不过狼啊。

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就是巡抚到各地巡查的时候，会有老百姓拦巡抚的轿子喊冤，求青天大老爷明察。电视剧中演的是，巡抚就帮助这些贫苦百姓主持公道，平反冤案。可现实生活却往往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些巡抚大老爷最讨厌老百姓拦路喊冤。

你喊冤代表着什么？不就是表示在皇上治理的这片祥和的天下居然有冤情么。不就代表着皇上选拔的地方官不合格么？不就是否定了皇上治理国家的成绩么？所以这些巡抚其实是很讨厌百姓拦路喊冤的。如果没有这档子事，巡抚可能在街上走一圈，然后地方官员接待之后，就可以吃饭洗澡去了。

突然出现的冤案，不就是给我增加工作量呢么。

道光十九年，山西巡抚（省府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qí]（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按期交纳。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动；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 第一条无须解释了，秤不准就是今天菜市场卖菜的称也有很多不准的，谁都想多赚点。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的大驾，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

史料记载，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呈诉者——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耳光。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挨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二三万两银子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粮价折算，二三万两银子将近500万人民币，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

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其实，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2毛多钱1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2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记录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解释一下就是，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但是老百姓不领钱早已经习惯了，而且觉得很安心。你想是不是这样，谁敢领这个钱呢。

看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会发现某某村的什么财政拨款下来了，本可以拿这笔钱买种子，买化肥，或者盖新房，但是就是迟迟领不到这笔钱，老百姓敢要吗？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敢要，但是也是要费上一番周折。原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羊跟狼要吃的，你想怎么可能呢？狼不吃你羊就够对你好的了。还想给你吃的，岂不是门都没有。

我们接着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干没”。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就算完了？你别说，还真是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追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抚那里，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风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合法伤害权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有愿望，还没有风险，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11年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这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那么可能有人要问，难道人人都要当贪官吗？就没有人想当清官吗？当贪官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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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576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11780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3930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66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1350元。（参见《明史》卷七十二：职官志） 我反复强调“名义工资”这个词，是因为官员们实际从朝廷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发的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还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成了大问题。《典故纪闻》第十五卷曾经详细描述成化十六年（1481年）户部（财政部）是如何将布折成大米的。朝廷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20钱银子！假如按照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太爷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二石（将近200公斤）大米。这就是说，朝廷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了官员的工资。至于明朝那贬值数百倍、强迫官员接受的纸币，就更不用提了。 总之，明朝的县太爷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1130块钱的工资，人均170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

还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成化十五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这二石大米，价值不过500元人民币，就算是开了大臣退休给米的先例。户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部长，退休金才给500元，其他人可想而知。（参见《典故纪闻》第十五卷）

无论哪朝哪代，人的一生必定要做平一个等式；一生总收入等于一生总开支。节余的是遗产，亏损的为债务。官员们要努力把这个等式做平，最好还要做出节余来恩泽子孙。而明朝规定的工资注定了他们很难做平。

工资就那么一点。我们也算了，县大爷的月薪是1130元人民币，这样一年也不足l.4万，十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4万。而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

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20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我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相差如此悬殊的人生不等式，怎能做得平？勉强去做，当然不能保证相对体面的生活，不能让老婆孩子不数叨，不能留下像样的遗产。另外，在开支方面还有一个比较的问题。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

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 这是一个明确信号：在这些官员的眼中，俸禄外收入已经在事实上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不同的名目，按不同的数量收受财物，已经成为未必明说但又真正管用的潜规则。这就意味着清官从上到下全面消失。 总之，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那时的正式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当然，这里算的都是经济账，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就不容你不重视。

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心里也都弄明白了，从古至今，人们就追求一件事情，起码是收支平衡，最好最好还要有结余可以恩泽子孙。我们说了这么多贪官污吏的现实行为，那皇上到底知不知道呢？我猜想，皇上肯定是不知道的，即便真的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为什么贪官污吏历朝历代都有呢？我们明天接着说，别看皇上位高权重，有的时候皇上也是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