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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期，一名自称达到保研标准的大四学生发帖称“无法相信北大会有这么差的师资”。其列出的一名北大数学学院博导硕士毕业于地方院校，这名学生据此称“招的老师水平不如深圳中学”、“希望北大能整顿下师资”等，此事引发关注。

同时，这也让围绕着“第一学历”的激辩在舆论场上延宕。

新华日报评论理论部公众号“江东观潮”10月11日发文称，“第一学历”光鲜，就一定优秀吗？恐怕没那么绝对。

高考分数只能代表学生在高考选拔中的水平，经过三年或四年的学习，他们的能力发展得怎么样，不完全取决于学校的牌子，而是一个动态的结果。事实上，“第一学历”崇拜的罪魁祸首，就是一些用人单位，在人力资源供大于需的“买方市场”，人为设置门槛、抬高选人标准，导致“第一学历”论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一种学历上的“出身论”“血统论”。

文章称，看看活跃在各个领域的社会精英、能人才俊，并非所有人都有耀眼的“第一学历”。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沈树忠毕业于浙江煤炭工业学校；生态学专家方精云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王恩多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国内近千名青年企业家中，只有10%毕业于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80%均毕业于国内普通的大中专本科院校。然而很多学历低而能力强的学生，就在用人单位的“有色眼镜”之下，失去了“敲门砖”和“入场券”，扼杀了人生的诸多可能性。

“当然，用人单位甚至社会对于“第一学历”的迷信，也并非毫无来由。”

这篇文章也提到，这种歧视和偏见，实际是一种社会心态。随着大学扩招，一些高校的办学质量屡屡被人质疑，特别是一些非全日制教育中的种种乱象，也给人留下了“注水”“混文凭”的印象；而研究生、博士生的大幅扩招，也让硕士学历缺少了以往的光环。因此，打破“唯学历论”的社会观念，非全日制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历的含金量和说服力。同时，还要千方百计扩宽就业渠道，让更多出身普通的学生有机会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用实际效果打破“第一学历”的迷思。

红网评论文章则提到，被“质疑”的教授叫胡俊，从北大数学学院官网来看，显示其硕士毕业于湘潭大学数学系，博士在就读于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从胡俊教授硕士毕业院校来看，湘潭大学确实并非211、更非985，然而该同学仅凭这一点，便能断言胡俊教授的水平不行吗？

据公开信息，胡教授发表相关领域的论文50余篇，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中国计算数学届最高奖项冯康科学计算奖得主，还是获得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的洪堡学者，现任三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北京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一个同时拥有杰青、洪堡学者和冯康计算奖这3大名头的学者，足以敲开全国所有大学的大门并被奉为座上宾。

文章称，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名校出来的未必都是人才，普通院校出来的未必不是人才。况且不看学校等级，仅从学术水准来看，湘潭大学的数学系实力不弱，甚至要强于绝大多数的985名校，仅从学校名气来否定这位教授显然没有任何道理。

在文章作者看来，当前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深受“学历出身论”的荼毒，以为唯有出身名校才有学问。但作为当代大学生，该同学是否知道，在选择导师时，多方位地了解导师，有什么研究成果，从事领域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否契合，这比一味关注老师的本科出身重要的多。

教育部曾回应：没有“第一学历”这个概念

此前，教育部曾对“第一学历”问题做出说明，答复称：学历是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经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我们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教育部关于第一学历的回应

该新闻相关词条还曾引发广泛关注，冲上热搜榜第二。

截图据网络

这一广为人知且在升学、求职等场合显得尤为重要的概念，教育部做过多次回应。

2014年，教育部回复网友：如果一定要强调“第一学历”，小学、中学也是学历。换句话说，国家并不承认所谓“第一学历”的说法。教育部对概念做出澄清，虽然未必能为被学历问题困扰的公众带来具体的改变，但也仍然让备受束缚的社会人才观“松了口气”。

束缚住社会人才观的首先是一味追求效率的畸形发展理念。企业为求发展而延揽人才，其中最要紧的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辨识出谁是人才。为此，企业需要一套明确的指标来度量应聘者未必外显的素质，“第一学历”因此走俏。教育部明确表示，作为管理需要的“学历”一般指公民取得的“最高学历”或“最后学历”。这恰恰证明了，“第一学历”的应用价值并不是人才管理而是“人才识别”。

“第一学历”在使用上不同于“最高学历”或“最后学历”。通过“第一学历”，企业可以把非全日制学历、专科学历乃至“双非”（非985、211高校）学历排除在用人选择之外，用最快的速度判断出应聘者在求学阶段的一般表现。即便这种做法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全面，却也比细致周详地考察人才要节省成本。

就这样，人的素质被简单处理为包括“第一学历”在内的一系列指标之和，通过“运算”，活生生的个体就成了在人才市场上流通的商品，而供给远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又牢牢攥紧了人才的“议价权”，这自然会束缚住整个社会的人才观。

然而，倒逼社会接受“第一学历”的土壤不是几次回应就能刨除的，正确的人才观也不是一两日就能铸成的。

因此，人们不能离开现实侈谈奢望，“非全”“专科”“双非一本”等学历的社会认可度总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目前所亟须的并不是让社会人才观来个180°的反转，而是丰富业已僵化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好地回答“谁是人才”的根本问题，努力接近“唯才是举”的社会理想。

人才评价体系僵化或单一化是制约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反映在各种简历和表格中。实际上，学校、企业等机构在管理的名义下把太多人关进了自设帷帐的“囚笼”，适龄学生和求职者正“活在”一张张表格中。在表格中生存的人是被重新组织起来的人，了无生气，更没有烟火气，丧失了活力。

简历是特殊用途的表格，包括“第一学历”在内的各个项目再造了一个人：“第一学历”是这个人的“智识和认知水平”，“代表作品”则是这个人的“创造力和操作水平”，等等。因此，为了还求职者一个“生的存在”，就不能放任人才评估体系的表格化、简历化，要使之丰富起来，活泼起来。所以，教育部回应“第一学历”的举措无疑是有利于人才评估体系再造的。

诚然，任何一家用人单位当然有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人才的自由，但作为在社会中谋生图存的个体，任何公民也都享有提升自己受教育水平后，不受第一学历限制，并获得与之相称的社会报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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