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风马牛》是一本神书！

作者在再版前言里这样说：这本书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把它打扮成电影类的书，2010年该社改了主意，又把它作为文化类的书再版。而选载它的刊物对它的认识更加五花八门，《新华文摘》把它看作随笔，《东方》把它视为思想评论，《名作欣赏》把它纳入人文，《视野》把它归为影评，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位翻译家竟然把它说成是“新小说”。最先连载它的《北京文学》则把它当作散文，还把其中的几篇评为年度最佳。

实际上这本书的定位很明确：这是一本以散文为形式，以中外电影为容器，以思想文化为内容，具有多解性的书。

不止于讲电影的“多解式影评”

这是本妙趣横生的书，书名也是奇特。中西风马牛，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道出了一些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吴迪借他人之口表达了自己无法说出的看法。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人的性格差异，导致看事情思考问题方式有很大差别。

书中由中国电影讨论了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指出很多平时被忽略的思维漏洞。我们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像是对待历史、历史人物的态度，对待现代的教育机制……五千年的历史，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事情不能只从一人耳里听来，换言之，事情也不能只从一面考虑，也需要全方面、深层次的琢磨琢磨。

电影从来不只是娱乐而已，书中吴迪处处“维护”中国颜面，和国外学者以辩论的形式对中国现状展开探讨。把事情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角一起讨论，借他们的口指出现在中国存在的问题，说出不可言不敢言之处。

选编第一辑：“我是你儿子”

开课的头一天，教室里只有四个人：索菲娅、魏安妮、费米和托马斯。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心里不大舒服——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心情破坏了记忆，精心准备的英文开场白马上忘掉了一半。其实没忘也白搭——我刚说了两句，所有的人就都起来抗议。

索菲娅朝我嚷嚷：“我知道你会说英文，可我是来听中文的。”魏安妮也怪腔怪调地跟着凑热闹，“系秘书说，这门课用中文讲。”费米搂着托马斯的肩膀，“我们相信你的中文比英文好。”他奶奶的，本想好好练练英文，没想到碰到这帮捣蛋鬼。方寸一乱，剩下的那一半英文也逃之夭夭，只好改说中文：“我很高兴，你们选修这门课——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在开课以前，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讲一讲选这门课的想法和要求。”

索菲娅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魏安妮、费米也如法炮制。三张纸迅速地集中到我的面前，在我低头研究他们的中、外国名字的时候，托马斯大摇大摆地走到前面，在黑板上写了一行中文：托马斯——司徒苏华。

他敲敲黑板，“托马斯，是我的德国名字；司徒苏华，是我的中国名字。托马斯在德国满大街都是——很多人都叫托马斯。但是，我相信，司徒苏华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尽管系秘书给我介绍过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厉害，我还是有些吃惊——

他居然知道“满大街”！ “你为什么选择司徒这个姓？”

“它表明了我的职业和爱好。司徒的意思是管理学生的人，也就是教师。这种职业很适合我。”

“那你为什么叫‘苏华’呢？” “苏代表苏联，华代表贵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关心苏联和中国，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又用了五年的时间翻译这两个国家的书，又用了五年讲这两个国家的课。我想，苏联和贵国都不会反对我用这两个字作名字。”

“中国人叫‘华’的比德国人叫‘托马斯’的还多，所以，中国大概不会反对。至于苏联，似乎没法反对——你能让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反对你吗？”我想难为一下这个不守课堂规矩，随便溜达的家伙。

不料托马斯突然激昂起来，“不，苏联仍旧存在！它存在于历史之中，存在于现实之上，存在于青年人的梦想之国。”说这话的时候，他身体前倾，右手叉腰，左臂平伸，乱糟糟的红胡子像团火一样在胸前跳动。那样子让我想起了某位去世的伟人。大概是表演欲还没满足，伟人先生迈开大步，溜达回自己的座位，在入座之前，神情肃穆地扫视了一眼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以手指心，“作为人类的伟大实验，它在这里永存！”

像看到外星人一样，我盯着托马斯，暗自惊疑：这位仁兄八成是个原教旨！

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我也不能让他如此张狂，“你是不是认为你是中国和苏联的老师？”

托马斯郑重地摇摇头，“正相反，苏联和中国是我的老师。”他用右手食指敲敲前额，“这里面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和苏联给我的。”

“能说说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吗？” “我刚才说了，因为我关心中国。这个理由还不够吗？”“你对讲这门课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占上课的时间放电影，请把录像带事先交给我们，让我们在下面多看几遍，以便上课讨论。当然，这一次可以例外。”

事儿明摆着，这个红胡子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少理他。我把目光转向索菲娅。

不用我请，她早就按捺不住了，“我选这门课有三个原因。”她竖起三个手指，我发现，她的手指甲上好像写着字。“第一，我正在写博士论文，想受点启发。第二，我希望有人跟我说中文，听我说中文，并且纠正我的错误。第三，我爱中国，我喜欢中国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我们经常通电子信。”

她举起手，伸开五指，八个指甲上写了八个汉字——难得糊涂？恭喜发财！两个小手指上面分别画着问号和惊叹号。字是黑的，写在白色的指甲油上，格外清晰。

费米等人围过来，费米惊叹道：“真漂亮！这字是谁写的？”索菲娅得意地说：“当然是我！”托马斯虎着脸，“你相信‘难得糊涂’吗？”“我的中国朋友相信，他说，这是一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这位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最大问题就是想把事情弄明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明白’是上帝设计的陷阱。所以，人类应该学会糊涂，但是糊涂是最困难的事。因此，战胜这个困难的人，将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人。”

我暗自惊讶：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洋妞居然还懂得郑板桥。托马斯不依不饶，“那么，它和发财有什么关系？”索菲娅说道：“我的中国朋友相信，只有‘难得糊涂’的明白人，才能发财。我无法理解这种东方的神秘哲学。可是，它很好玩。不是吗？”“是的，它很好玩，但是并不神秘。它不过是无可奈何的牢骚，是……”

托马斯想不起来对应的汉语，说了一句洋话。我一头雾水。

托马斯抓起魏安妮的电子辞典，查出来了中文，他指着屏幕念道：“犬—儒—学—派。对，它不过是犬儒学派的表述，这个学派产生于古希腊，它算得上神秘吗？”

托马斯的说法让我讨厌，我倒宁愿他们把郑板桥看成是神秘主义哲学家。我明里打圆场，暗里替国粹说话，“索菲娅，你能不能把你的作品保留到明天？我想给它们照张相。中国人一定会为此而骄傲——你看，东方神秘主义已经传播到了北欧！”

索菲娅高兴了，“我已经照了，我会送给你的！”托马斯不屑地回到了座位上。

下面轮到费米了。 “我选这门课，因为我研究的就是中国传媒——电影、电视、报刊。

我有一些问题，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不过你要是允许我转录你带来的录像带和光盘，我将十分感谢。”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用我带来的录像带，跟你换瑞典电影的录像带。怎么样？”

“没问题！”费米高兴了。 我转向魏安妮。

魏安妮说：“我的中文说得不好，希望你纠正我的发音。”阿弥陀佛，这个沉重的开场白总算结束了。承蒙托马斯开恩，允许我在上课时放电影，我的计划是，先给他们讲讲中国的主旋律——英雄模范题材。让他们了解中国，受受教育。事先准备好的中文故事梗概和英文语言点发下去了，录像带塞进了录放机，教室里突然安静了，八只洋眼睛都盯住了屏幕。

《焦裕禄》放完了，我宣布休息。可这四个人没有一个动弹。费米接上手提电脑，忙着查什么文件。托马斯在翻一个黑皮本本，魏安妮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索菲娅在旁边看着，两人还不时地嘀咕着什么。我刚刚宣布上课，托马斯就站了起来发难，他扶了扶眼镜，扬起一脸毛茸茸的红胡子，“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我有点发瞢，“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没看懂？”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更像孙悟空。他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的一段，按了一下 PLAY。

这是影片中最感人的一幕——

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起，歌手（据说就是李雪健）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洒遍一身还满。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赵扛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头躺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异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您们先用着。”

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二十块钱。”老太婆感动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从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

那粗犷的民歌配合着画面将电影推上高潮。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他为什么要说是？”

“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随口答道。“如果我想向你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式地给我鞠了一躬，“Father 大人。”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穿着肚脐装的索菲娅居然坐到了桌子上，那肚脐就像只没长睫毛的独眼，偷偷地朝我眨眼睛。我有点走神，“不不，只有晚辈在长辈面前才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亲近。

你我年纪差不多，我当不了你爸爸。”托马斯似乎一定要当我儿子，“周恩来到邢台慰问，他对一个老人也是这么说的：‘我是您的儿子。’周恩来出生于 1898 年 3 月 5 日，邢台地震那年是 1966 年，周恩来六十八岁，那老人顶多七十岁。他们是同辈，周恩来为什么要做一个同辈的儿子？”

本想大鸣大放，这家伙却给鼻子上脸。我赶紧收回心思，转守为攻，“照你的逻辑，只要说是人家的儿子，就是要继承人家的遗产。那么周恩来想继承那个老人的遗产吗？不用说，那个受灾的老人根本没有财产，就算是有，一个国家总理能为了那几间破房去当人家的儿子吗？不管是邢台的难民，还是兰考的灾民，都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中国人民。周总理和焦书记的意思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不是也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吗？他继承了什么遗产？”

托马斯有点窘，脸由红而白。

索菲娅说话了：“中国的传媒把当官的说成了父母官，官僚们也这样认为。请问，父母官是什么意思？”

“父母官的意思是，当官的要像父母对儿女一样，负责他们的吃穿过日子。这是封建时代的说法。”

索菲娅指了指她周围的几个人，“我们认为焦裕禄是父母官，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

“你的根据？” 索菲娅示意魏安妮。

魏安妮翻开笔记本，上面是她写的一堆密密麻麻的蟹行文。在下面看片子时，她显然对这一点十分留意，积累了不少证据。

她格外注意发音，像小学生念书一样，“第一，焦带着通讯员下乡，路上碰见了一群干部正在打一个青年农民，那青年农民被绑着。焦裕禄问为什么，干部说，他偷了队里的红薯。焦裕禄问农民为什么偷，他说，家里的娃娃没吃的，快饿死了。焦命令干部给农民松绑，干部问焦是什么人。小赵告诉他们：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干部们害怕了，给那农民松了绑。那农民跪下，给焦磕头，说他是‘青天大老爷’。这句话他喊了三遍。”

索菲娅嫌魏安妮念得太慢，一把拿过她的笔记本，“第二，所有的兰考人，除了那个吴县长，都把焦看成是父母官，他们总是排着队，或者聚成一大群，为焦送行，替焦说话。像对待一个伟大的传教士。”

费米接过了索菲娅的话头，“1991 年，我在北京，采访过李雪健的朋 友，他们给了我李雪健的创作谈。”

他把面前的手提电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让屏幕对着讲台。

“这是李雪健的原话，发表在贵国 1991 年第三期《电影艺术》第 五十五至五十六页上，题目是《用心去拼戏》。请中国教授给大家念一念。”

我暗暗吃惊——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东亚系藏龙卧虎，居然还有李雪健的追星族。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还是你自己来吧，你的四川普通话大家都能听得懂费米转过电脑，板起面孔，拿出一副宣读论文的架势，“李雪健是这样说的：‘焦裕禄是个县委书记 , 我没有当过书记，但我当过爹，有妻儿 老小……我把焦裕禄作为一县之长的感觉是缩小至家，找到一家之长的感觉再扩展，根据片子的需要去贴近作为书记的焦裕禄……面对那么多人没有吃的，逃荒、生病，他是非常紧迫、忧苦、着急的……他那份着急跟任何一个一家之长看到自己的妻儿老小整天吃不饱时是一样的。’”

念完了，费米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边嚼边评论：“我认为，中国就像个大家庭，中央第一把手是最高的家长，下面的省长、市长、县长都是本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家长。这就是贵国所说的‘中国特色’。李雪健认为他能把焦裕禄演活了，就是因为他找到了当家长的感觉。”

这在中国不过是老生常谈，但一个北欧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也算得上道行不浅。

同伴的发言给托马斯提供了弹药给养，他又跳出来，“家长就是父母，焦既然是老百姓的父母，那么老百姓就是他的儿女，为什么他又要做自己儿女的儿子？”

问题提得尖锐凶狠而且阴险恶毒，考虑到引蛇出洞，我让他继续大鸣大放。

“雷锋是中国人民吗？” “是。”

“焦裕禄呢？” “也是。”

“雷锋说，党是他的母亲。毛主席号召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焦裕禄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因此，他也肯定会把党当做母亲。而他们都属于中国人民，也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都把党看作母亲的。可是焦裕禄却要做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焦裕禄有两个母亲，一个是党，一个是中国人民。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却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变成了那位母亲的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托马斯扬起红胡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这个问题我以前似乎没想过，就算想过，也还是“难得糊涂”为好。可是，你能劝这位自以为是的家伙“难得糊涂”吗？你能在他面前把自己也变成犬儒学派吗？你能让他就这么得意洋洋地下课吗？不，不行！

爱国主义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托马斯先生，你用的是形式逻辑，中国人用的是辩证逻辑。如果你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先补上这一课。顺便说一句，司徒是个官名，这种官不但要管学生，还要管理土地和百姓。”

我一边说，一边像外交家一样拍了拍他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