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与“偶像”间的问题
偶像之于“粉丝”,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神灵。“粉丝”会像膜拜神灵一般去无条件地崇拜并臣服于偶像。特别是在早期追星的过程中,由于“粉丝”与偶像交流和见面的机会极其有限,且只能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偶像资讯,因此偶像在“粉丝”心目中往往十分神秘。种种原因最终导致“粉丝”对偶像进行无节制的情感投入,甚至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而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炸裂式的网际间传播方式,以及网络平台多元的信息交互性,“粉丝”和偶像的距离大大缩短,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偶像资讯,甚至参与偶像的事业发展。但是在与偶像“亲密接触”的同时,粉圈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偶像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灵,都变成了“X三岁”。例如,90后人气偶像鹿晗的“粉丝”称其为“鹿三岁”或者“鹿宝宝”;新生代流量小生邓伦的“粉丝”称其为“邓三岁”“邓四岁”;流量相声演员张云雷的“粉丝”称其为“张满月”;甚至年过四旬的中年演员靳东的“粉丝”也会称其为“靳四岁”等。而与“X三岁”人设相匹配的便是 “抱走宝宝,我们不约”“长不大的X三岁”及“皮一下,我们很开心”这样的戏谑句型,以及大量将偶像制作成婴幼儿造型的表情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偶像人设从高高在上的精神领袖变成了需要受到呵护的儿童?是偶像自己的选择还是“粉丝”行为?鉴于此,笔者通过本文对当前娱乐圈偶像人设低龄化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理论及观点参考:“粉丝”文化问题的研究综述
由于演员及偶像群体职业的特殊性,国内外并没有专门针对该群体的相关研究,更多的研究则集中在“粉丝”文化上。作为亚文化的一种,“粉丝”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出现以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文化研究者率先对互联网时代的“粉丝”社群进行了全面研究(詹金斯,1992;費斯克,1992;德都塞,1981)。他们首先对新时期“粉丝”社群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该时期的“粉丝”群体已经不再是中年妇女,而转为社会中产阶级的职业女性;其次,他们还探索了“粉丝”追星的新模式——参与式追星,这主要凸显了“粉丝”群体的主动性。国内对于现代“粉丝”的研究始于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选秀节目开创了国内“粉丝”的“造星”模式,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泛娱乐化时代的到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中国“粉丝”社群的特点(黄茵,2016;许加彪、王润溪,2017;王艺璇,2017),以及“粉丝”、偶像和媒体之间的关系(蔡骐,2009;李丹,2012;李松,2013;陈雪安,2017);也有学者开始深入研究“粉丝”文化对娱乐经济的影响(杨玲,2009;刘伟、王新新,2011)。
尽管国内外对于“粉丝”文化的研究已经趋于全面和完整,但是我们发现,对于“粉丝”社群心理的探究尚不多见,追星原本就是“粉丝”心理诉求的一种体现,那么追星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也势必与“粉丝”社群的心理建设和变化有直接关系,而这种变化也会进一步影响到“粉丝”与偶像之间关系的构建。新媒体时代下偶像人设低龄化的现象,势必与“粉丝”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笔者采用观察法,对“粉丝”社群进行长期观察,拟从现代“粉丝”社群的运行中了解“粉丝”心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偶像人设进行深入研究。
现代“粉丝”社群的运行机制
在新媒体时代,衡量明星人气和商业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体现在其身上的流量和数据,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偶像的“粉丝”社群来承担的。因此,与过去“粉丝”追星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诉求不同,现代“粉丝”还在无形中承担起偶像的“造星工程”,且这已经成为了现代“粉丝”社群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给偶像争取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并尽可能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现代“粉丝”社群形成了以网络平台为基础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运行机制。其中,“线下”活动是对“线上”活动的延伸、补充和具体的体现,例如,组织现场应援或者以偶像之名去做公益活动等,以树立和扩大偶像良好的社会形象。而“线上”网络平台才是“粉丝”社群真正的大本营和主要阵地。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推进,现代“粉丝”社群逐渐形成了趋于规范化的固定的运行模式,完成的任务主要体现为安利偶像、宣传作品、争取“路人粉”(见图1)。
安利偶像可以说是一切“粉丝”社群创立的初衷,因为“粉丝”社群正是凭借着对偶像强烈的情感投入而被维系在一起的,一旦这种情感耗尽,该“粉丝”社群就会消失。新媒体时代,现代“粉丝”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传播优势,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来打榜,以期将偶像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最大化。以90后“流量小生”邓伦“粉丝”社群的“线上”运行为例,在邓伦新浪微博的超级话题中,长期置顶的话题就是“向全世界安利邓伦”,在偶像没有新的作品问世期间,“粉丝”们都会被要求以该话题为主题发帖,长期向网民推介偶像。而当偶像有新作品或者综艺上档时,“粉丝”们就会将重心从安利偶像转为宣传作品,积极为新作品造势,他们会第一时间多方位推送官方发布的各种作品片花和花絮,还会根据剧情和人物发展设置不同的主题来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以增加该作品及演员的热度和人气。例如,在邓伦主演的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播出期间,“粉丝”们针对邓伦扮演的“旭凤”这个人物就开设了十余个超话主题,“心疼旭凤(讨论量1.9万)”“旭凤上线(讨论量2.2万)”“旭凤锦觅灵修(讨论量2.9万)”等,而根据每集剧情发展而设置的超话主题更是无数。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粉丝”们还会对偶像的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剪辑,不但可以制作出偶像剧情的单人cut版,还可以剪辑出自己喜欢的同人作品,并产出大量表情包和搞笑剪辑。在宣传偶像作品的过程中,“粉丝”既获得偶像及作品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又在无形中影响了一大批路人“转粉”,即争取了大量的“路人粉”。所谓“路人粉”,主要指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对偶像有着强烈情感投入,但并不会持续太久的阶段性“粉丝”。也正因为如此,“粉丝”们希望借助“路人粉”阶段性的情感投入,为偶像在短期内贡献大量的流量和数据,以提升偶像在网络空间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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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下偶像人设“X三岁”原因分析
(一)“粉丝”:过度参与产生的“母性情怀”
在网络化时代,“粉丝”社群迅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表现出了极强的参与性和主动性。但是新媒体时代“粉丝”表现出的“参与性”与詹金斯(1992)提出的“粉丝参与性”有所不同。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粉丝”的“参与”主要体现在对偶像的影视剧作品文本的参与,他们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写出大量的甚至会超越原剧本艺术性的同人作品,同时制作出同人海报和周边;此外,“粉丝”还借助网络成立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粉丝组织”,以此来影响电视台继续播放偶像的影视剧作品,尽管这种行为的成功率往往较低,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可以如新媒体时代那样赋予“粉丝”真正参与造星的主动权,每个“粉丝”都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媒体”参与“造星”。“粉丝”们通过努力为喜欢的偶像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争取更多的娱乐资源。但是在享受更多追星体验的同时,现代“粉丝”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与压力。他们不仅需要每天定时定点做数据,完成积分任务,还要通过贡献流量来提升和维持偶像的知名度,更需要随时与各种网络暴力斗智斗勇,并且还要学会掌握分寸,因为一切结果都是由偶像来承担,所以“粉丝”们深谙“粉丝行为,偶像买单”的道理。
除此之外,“粉丝”们还需要购买大量偶像代言的各种产品及周边,以凸显偶像的市场号召力。而在“线下”,“粉丝”们還需要定期以偶像之名做公益,在宣传偶像之余,还树立了偶像良好的社会形象。
于是,在这样一个“半真半假”的追星环境中,“粉丝”们亲历着偶像的成长,也亲手参与构建偶像的人气王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便将自己遭遇的辛苦和压力移情到了偶像成名的艰辛上。尽管偶像的真实工作和生活状态还是离“粉丝”很遥远,但是,“粉丝”们坚信自己已经体会并了解了偶像的全部。正是这样的过度参与,使得“粉丝”对于偶像的情感和心理发生了很大改变。偶像逐渐从那个高高在上的神灵,转变为极度需要自己呵护和维护的孩子。而之前对于偶像的盲目崇拜也变成了对偶像强烈的保护欲。考虑到“粉丝”主体多为女性群体,因此这种保护欲更像是来自“粉丝”的“母性情怀”。偶像的一举一动,甚至一颦一笑,都会受到“粉丝”的过度解读或者碎片化重组。例如,邓伦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自己最近失眠,于是“粉丝”在评论区中纷纷表示“伦伦照顾好自己”“伦伦多注意休息”“听到你失眠好心疼”等。尽管此次采访的主题是关于梦想的话题,但是评论区大部分的评论内容都与采访主题无关,“粉丝”关注的只有邓伦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样的关注更像是母亲对于子女的关爱和呵护。在这样的心理建设下,偶像就逐渐变成了“粉丝”心目中三岁宝宝的形象了,“X三岁”的偶像人设也就应运而生。
(二)偶像:夹缝中生存的真实写照
偶像人设低龄化除了体现出“粉丝”的过度参与外,从某些侧面也反映出了当下演员群体生存的一丝无奈。在大众传媒时代,偶像明星的形象和发展规划往往是由公司参照特定时期市场需求而设定的,或者是由星探根据某个角色需要而选择的。“粉丝”虽然也会影响一定的市场需求,但是更多的还是接受公司打造好的明星形象。而在新媒体时代,随着“粉丝”表现出来的强大造星能力和购买力,娱乐产业将越来越多的参与权交到了“粉丝”手里,可以由“粉丝”自己选择和培养喜爱的明星,这样一来就可以规避很大的市场风险。但是,无形中给明星群体造成巨大的压力,他们需要承担来自娱乐业、市场还有“粉丝”的选择压力(见图2)。
这样的发展模式使得偶像表现出来的是更多的无助和无奈。即便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的网络时代,偶像群体却变得谨言慎行,谦卑谦逊,对公司、媒体和“粉丝”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和感恩。这与过去偶像神灵般的形象大相径庭,取而代之的是惶恐而又谦逊的后辈形象,与越来越自信且自认为熟谙娱乐圈造星之道的“粉丝”形象相比,偶像群体的形象确实表现出了低龄的特点。
针对新媒体时代下偶像群体普遍出现的“X三岁”人设现象,笔者对其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从分析现代“粉丝”社群的运行机制入手,笔者发现,由于“粉丝”过度参与了偶像的造星过程,导致“粉丝”对于偶像的责任感和占有欲剧增,从而导致偶像人设从神灵变成了在没有“粉丝”的保护下便无法自理的婴幼儿;同时,处于市场、娱乐资本和“粉丝”三重选择压力下的偶像群体,在大数据时代下也显得非常被动和无助,这更加剧了“粉丝”对其“X三岁”人设的强化。
针对该现象,笔者认为,尽管大数据时代赋予了“粉丝”社群更多的自主权,但是适度控制“粉丝”的参与度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在娱乐经济中,“粉丝”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消费者”这一角色,他们一直都是娱乐商品的购买者和被动接受者。只要这个角色一日不改变,“粉丝”社群就不可能真正获取主动权,也不可能真正参与到娱乐圈的运作中。说到底,“粉丝”们获取的主动权与参与权是和自己的消费能力成正比的。因此,作为娱乐产业需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市场有充分的主导性,对“粉丝”的选择进行前瞻性的审视,而不应该全盘接受。
“粉丝”作为文化消费者,可以有自己的诉求和需求,也可以对市场有引导性,但是不能让其完全主导市场的走向,否则这会给娱乐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埋下一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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