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发明后，人们原本希望电视可以依托其强大的影像传播力，追求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并培养公众的文化趣味， 最终促进文化发展和社会整体的民主化进程。但是在电视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步从民主的工具沦为商业的工具和象征的暴力，直到今天被新媒体化仍然实现原本的创想。当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中鲜明有力地进行电视文化批判后， 在整个法国社会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广泛的论争。其实，布尔迪厄批判的不是电视这种媒介，而是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所传递和负载的意识形态（包括当下一切称之为媒体的媒介），与其初衷或与社会进步朝向发生了偏离。布尔迪厄在电视潜移默化的发展进程中窥见了彼岸的深渊，这对于新媒体（全媒体或融媒体）发展及社会进步来说更是一种警示。

互联网媒体竟然大言不惭地将三星堆新开的六个祭祀坑比作六个摸到奖的“盲盒”，也不知搞这些大新闻的人，有几个正经地了解过考古，哪怕是踏踏实实找个专业人士问两句。为了流量，可以“娱乐一切”。

电视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媒介化

布尔迪厄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社会学角度运用场域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关于电视》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场与商业逻辑的相互关系中来思考电视的。现在多数媒体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市场占 有率和广告收益，受商业利益牵制，打着“受众本位”的旗号， 发布大量社会新闻和体育新闻，既不会产生意见分歧，也不触及任何事关重大的(真相 本质)东西，同时还能赢得受众，这样保险又划算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表面上看媒体服务于大众，实质上是对媒体社会责任的亵渎。

电视文化造成两方面的危害

一方面，电视作为一种商业的或外部的逻辑，对整个文化生产场进行侵蚀和渗透，对文化本身的发展造成一种干扰，于是产生了媒体时代文化生产如何自律或自身合法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将电视本身视作一种文化，完全用看取代读，受众顺从且不亦乐乎地接受电视的思维方式，被电视呈现的世界吸引和蒙蔽，并且将其作为自身认识世界的唯一窗口，这是很危险的。文化整体被媒介化了，文化本身被媒体所展示的部分且有可能未必真实的“文化”所取代 和掩盖，一定程度上使文化窄化，也缩小了受众的视野。

央视新闻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忽略了对文化最起码的尊重

三星堆遗址的直播发掘，本是一次不错的尝试，至少素来对媒体拍照摄影秉持保守态度的中国考古，少有地走出了象牙塔，把整个发掘过程展示给公众。

现场主持人如何地缺乏专业了解就不说了，大家自己去看节目。

堂堂讲考古的电视节目，竟然请了南派三叔，一个写盗墓题材小说的人作为场外嘉宾讲解。也难怪有人质问：“社科院考古所这么多研究员都没了？”

为什么？

文化娱乐化，收视多有潜力啊！如果完全是这样也成。问题是，央视的编导把娱乐当成文化去传播，这将是巨大的灾难。

电视属于消费文化，电视使大众的“消费文化”成为可能， 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文化生产场的门槛准入，容易导致文化被娱乐化，文化的神圣性被颠覆，以视觉刺激代替深邃的思想，用简明的语言代替严谨的逻辑推理，受众在电视预设的情境中完成了文化的消费，文化也就在无形中被大众娱乐了（ 央视邀请“盗墓笔记”作者谈“考古”）。

从媒介素养角度看，受众不宜完全信任电视，过分依赖电视所呈现的世界。现阶段，电视主要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工具， 只适合于相对浅显的表达，并且无法呈现事实的全貌，难以全面反映实际。受众要知道影像会骗人，要善于从电视世界中跳离出来，多接触各种媒体，特别要多读书、多关注媒介科普知识（比如微信公众号编导艺考网），才能在电视影像与现实中行走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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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302002)的《关于电视》一书在中国已面世20年了，当时对我们的观念冲击很大，因为电视在中国的影响十分巨大。作者设立了一种批判机制，借助这套机制，人们有可能认清电视（包含当下各类媒体）的本质以及它所带来的全部影响。此书在话语深层流露出一股知识精英的强烈情结，虽然理想化，但给人以警醒，这正是此书的生命力所在。如今网络为王、微博为王、短视频为王了，还需要布尔迪厄和他的《关于电视》吗？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而在于把选择权还给受众，就如布尔迪厄所说：“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的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应该给人们评判、选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