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火·重案》这部影片在相对平淡的暑期档中段引发了一波讨论观影的热潮。

《怒火·重案》是一部“港味”十足的警匪动作片，对于喜爱这一类影片的观众来说，几乎可以看到该片种的全部类型元素：枪战、追车、爆破、近身搏斗、蝴蝶刀、绑架、抢银行、走私军火，以及具有鲜明特征的油尖旺地区的图像志。

警匪片可以说是香港电影最重要的类型之一。在香港电影诞生初期，就已经有了像《偷烧鸭》（学界对这一影片的具体拍摄及放映时间还存在争议）这样表现警察抓捕小偷的警匪片开山之作。香港警匪片经由1950至1970年代的探索，在198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自此之后发展出一系列包括英雄片、枭雄片、“古惑仔”片、“黑色电影”、时装动作片、探讨身份和心理类影片等在内具有不同特征的香港警匪片。

《怒火·重案》是对时装动作片的一次回归，影片中动作戏占据很大比例，陈木胜和甄子丹的组合让这部影片的动作呈现非常精彩，震撼的视听语言放到整个香港警匪动作片的序列中也称得上是一流。但相较于强烈的视觉冲击，影片的文戏显得有些薄弱，甚至一些情节的安排是为了展示动作本身而服务的。

尽管影片在叙事上使用了闪回来设置悬念，人物也被安排了一些犹疑的时刻，但总体来讲，人物塑造还是显得过于黑白分明，对于人物性格层次的展现也相对比较简单。

为了造就黑白对抗、“打”出好看效果，不惜在人设和故事转折上做粗糙处理，这几乎是所有传统香港警匪片的硬伤。《怒火·重案》中阿敖等5个反派前后转变过大，而反观其遭遇——4年牢狱之灾，很难造成如此大的心理扭曲；退一步讲，也许对于某个人、基于偶然因素，或许可能，但5人皆如此，便是过犹不及了。更何况，阿敖等人的牢狱之灾，并非冤假错案，其行为从法律上讲绝对“越界”，从道义上讲也超出了必要限度。因为有这样的“先天不足”，影片虽想营造悲情效果、赚取观众的一把同情泪，却十分有限。归根结底，它触及到眼睛、并未触及心灵；这个夏季，观众感受过了电影所带来的“爽”，却不一定记得住这个故事。

于笔者来说，《怒火·重案》还带来了一种怀旧的观影体验。

一方面，影片在对双雄模式、兄弟情谊、警察“黑化”、电车悖论等经典元素的使用方面没有得到深化和拓展，故事总有似曾相识之感；同时，影片中故事的发生时间不够明确，从警察破案的角度来看，影片并没有使用任何现代刑侦手段，也没有呈现出当下的司法环境。影片中我看到有两处对现代科技的运用——一处是甄子丹扮演的张崇邦只身前往茶果岭时顺手用手机拍下吸毒，另一处是谢霆锋扮演的邱刚敖来报案时的审讯室（张崇邦还把摄像头打翻了）——但两处现代科技均未对影片的叙事产生影响，警察与匪徒的追逃逻辑仍然与1990年代电影中的相类似。

但另一方面，这部硬桥硬马的动作大片的确唤起了许多观众被香港电影填充的青春回忆。甄子丹、谢霆锋、吕良伟、任达华这些经典港片中的面孔与尖沙咀的北京道、坍塌的圣母雕像以及其它熟悉的元素一起，都将笔者拉回到3元钱租两张香港电影VCD快乐一下午的少年暑假时光。

《怒火·重案》在大银幕上复现了香港电影的光辉时刻，让有着纯正港味的香港电影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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