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过去的2021年，我国已有27位院士相继离我们而去。他们一生呕心沥血，不懈追寻，奉献祖国。斯人已逝，但精神永存。

今天，一起致敬国之脊梁！

央视新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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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素材

1、王绶琯（2021年1月28日逝世）

志在报国，授时射电创基业，绶琯行星耀苍穹

心系未来，科普育人开先河，英才辈出慰平生

身份：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发起和开创者

贡献：王绶琯先生对人才培养、科学教育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十分重视。他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天文学博士；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和一系列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著作；28年前的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317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绶琯星”。

事迹1：1923年1月15日，王绶琯出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家族。1926年，因生父病逝，王绶琯和母亲迁居上海，与当海军军官的叔叔一家一起生活。1936年，进入福州海军学校航海班学习。因眼睛近视严重，后来转至造舰班，专攻造船，1944年毕业。次年，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造舰。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与格林尼治天文台为邻，王绶琯课余常来观象。英国当时是天文大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王绶琯读到了这些天文学家写的科普书，对天文学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英国朋友引荐下，他给天文学家写信，多次带着天文学问题登门请教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雷戈里，深谈数次之后，决定弃造船改行天文。其时，王绶琯在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设计刚刚完成并已获上尉军衔。但国民党政府已垮台，退缩至台湾岛。于是，他找到格雷戈里，对他说：“因为送我到这里留学的政府已经垮台，我要么回国去，要么到这儿来工作，我不想跟那个垮台的政府到台湾那个小岛去。”格雷戈里十分欣赏这位聪明好学的中国小伙子，同意王绶琯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

2、沈忠厚 （2021年2月5日逝世）水击石穿寻地火，披肝沥胆为人民

身份：杰出的油气井工程技术专家和学科奠基人、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沈忠厚长期从事高压水射流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工作，将射流技术与石油钻井工程相结合，开辟了我国石油钻井技术的新领域。他的科研成果助力我国石油开采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事迹1：1947年9月，19岁的沈忠厚开始了大学生活。重庆大学十分重视英语学习，无论是老师的课堂教学还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测试，完全使用英文的情况十分常见。沈忠厚入大学前在补习班打下的英语基础远远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诵英文文章，在紧张的课程之余甚至背完了整本英文原版的《鲁宾逊漂流记》。

事迹2：自1982年开始，沈忠厚埋头于喷射钻头的理论准备。起初他同十几年前的美国学者一样，寄希望于先建构一个能够准确推算高压水流衰减规律的模型，然而他的研究也不可避免的走入了当年美国学者所走的老路。无论怎么建构，实验结果同模型之间总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

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他决定换一种思路，通过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定量分析，推演出一套水射流衰减模型，再通过具体实验来印证。

3、程镕时（2021年2月7日逝世）

身份：著名化学家、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他关于合成橡胶的分子量分布、支化结构、加工性能和物理性质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为顺丁橡胶的工业化选型提供了科学依据。程镕时对高分子溶液粘度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60年提出的一点法计算特性粘数的公式，教科书称为"程镕时公式"，得到广泛的应用。程镕时的另一项重要研究领域是凝胶色谱，他阐明了多孔填料的成孔机理，给出了控制孔度的理论关系。此外，程镕时在高分子的交联网络结构、高分子结晶、高分子的链构象理论、单链高分子的制备以及高分子的凝聚过程等研究领域也取得了独创性的重要成果。

事迹：程镕时数十年如一日勤奋从事科研和教学，学风严谨，谦虚谨慎，热诚助人，培育后进，深受老师和同学们赞赏。

4、周毓麟（2021年3月2日逝世）采数学之美为吾美

身份：数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参加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主持数值模拟及流体力学研究工作，在组合拓扑学、非线性微分方程理论、计算数学、计算力学及计算机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长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事迹1：到5岁时周毓麟和最小的姊姊一起上了私塾，开始读书识字。后来转到青华中学附小上学，在小学里受到了如鸡兔同笼之类的应用算术题的训练，开始喜欢上了数学。上高中时又迷上了平面几何，经常不满足于一道题只有一种证明，而常常灵找多种证明方法。有一天班上一位姓朱的同学找到他说:"我制造了一个新的定理，并证明了它!"周毓麟一听，能创造新的定理，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打开了他今后有无穷的创造欲的大门。这时，周毓麟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他发明了平面几何中的连环定理，其中最简单的情形后来发表在《数学通报》上，初步显示出了他的数学才华。

事迹2：周毓麟推崇诚恳地工作、诚实地生活，也从不以专业领域的大师自居，更没有门派之见，所以他从不曾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虽年届高龄，他依然持续关注我国的核武器数值模拟，持续关注计算数学学科发展。在周毓麟的身上，有一种不顾世俗名利的执着不懈，有一种力求完美的坚定不移，有一份慷慨担当的使命情怀，还有一份坦荡从容的人生智慧。

5、周又元（2021年3月12日逝世）一生探秘宇宙 化作星星长存

身份：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家、教育家

贡献：主要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是我国类星体和宇宙学研究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在活动星系核的结构、辐射机制与宇宙大尺度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迹1：周又元院士一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严于律己，他曾赠言后辈：“我已经80岁了，仍然一直提醒自己要做好人，做好事。特别是从小起，我母亲就这样教育我。”

6、彭士禄（2021年3月22日逝世）隐姓埋名数十年 一生只做两件事

身份：中国共产党英烈彭湃之子，广东省汕尾市海丰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首批及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贡献：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事迹1：为了祖国的核事业，彭士禄隐姓埋名工作了数十年。49岁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晚年基本失去了胃功能，只能靠一根鼻饲管提供营养。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事迹2：为国改行

“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时间20世纪50年代。问话者，是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回答者是正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从此，彭士禄与“核动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他先后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等几个学校就读，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报效祖国的核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留学时，我从未在晚上12点前就寝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彭士禄清楚地记得，当时，苏联教授每教一节课，中方要另付80卢布的报酬。“80卢布啊！”彭老动情地用潮汕话说：“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叫儿崽上洋学堂呃，我们能不努力么？”30年后，已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忘我工作的精神依然不变。彭士禄患胃病20多年，但他总不舍得花点时间去看病。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支撑不住了，经诊断为急性胃穿孔。手术在工地现场紧急施行，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医生还发现，胃上还留有一个穿孔而自愈的疤痕。

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这一生所吃过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乞丐，在广州“感化院”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丢掉性命；后来在东江纵队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几经生死。留学期间，彭士禄更懂得珍惜时间，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学”。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活极其艰苦。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5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验等来搞清楚。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20世纪60年代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全。彭士禄又带领大家做了1：1零功率试验，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彭士禄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

“彭拍板”，同事们背后喜欢这么亲昵地称呼彭士禄。“这个u2018雅号u2019是研究核潜艇时得来的。”彭士禄风趣地解释。1962年，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各种争论实在太多了。我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说，当时自己有两个外号，一个叫“彭大胆”，一个叫“彭拍板”。

“研制核潜艇是从零开始的，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哪有可能？”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没困难，不冒风险，哪来的创新呢？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核反应模式堆安装出现公差的善后处理，押送核燃料元件等，有危险有困难，彭士禄总是冲在最前，但在名利面前，他却总是藏着、躲着。当指挥长噙着热泪声音颤抖地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时，现场沸腾了。“我们成功了！”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连分享成功的力气都没了。

“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磁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三是任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炊事员送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头垦荒牛”。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决定上马秦山一期核电项目。究竟走哪种技术路线？熔盐堆和压水堆两套方案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在彭士禄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首台核电机组选择了后者，为以后中国核电走“以压水堆为主的技术路线”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启动了大亚湾核电项目，彭士禄任总指挥。回首当时的建设经历，彭士禄说自己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很早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概念；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一点管理学，这对今后中国核电项目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

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深爱自己的教育事业。马淑英讲课讲得好，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也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离开化工大学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马淑英。离别之时，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哭着跟她拥抱，久久不能放手。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

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荣誉与得失，人生“三张牌”

在荣誉面前，彭士禄院士从不计较得失，也从不提出个人要求。多年来，他总是忙碌在工地或出差。1978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国家科学大会，他根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让给别人，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他担任过不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说，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作为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常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

在工作、生活中，彭士禄擅长打“三张牌”。先说“简单牌”。彭士禄的座右铭是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也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善于发动团队的力量完成使命，也喜欢培养年轻人。他说，新技术发展快，年轻人思想活跃，要放手让他们干。彭士禄下属出了很多人才，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最后看看“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对公，他总是明明白白；对私，却很糊涂。他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坐的车是什么牌子，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

2011年，已经86岁高龄的彭士禄虽然行动不便，却依旧神态安详，谈吐风趣。“我要感谢玛莎（夫人的俄文名字）对我的爱。她比我小9岁，已经是老太婆了。在家里，夫人排老大，女儿老二，然后是外孙女、女婿、保姆，我排老六。”言语中透出幽默。

7、沈善炯（2021年3月26日逝世）炯途多舛 科学向善

身份：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事生物固氮研究，均有突出贡献。

事迹1：1950年8月31日，沈善炯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踏上了回国之旅。他为自己能离开美国、投身祖国怀抱而高兴。当时这艘船上的中国旅客共190多人，大都是中国留学生，不少是从欧洲途经美国而回国的。

9月12日，威尔逊总统号抵达日本横滨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驻横滨的官员以托运行李中有关系国防机密的资料为由，将船上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生赵忠尧、罗时钧与沈善炯三人扣留在中情局驻横滨办事处，继而又将三人转移至位于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关押。其间，在日本的国民党官员前来探望他们，并要求他们考虑去台湾或者回美国工作，遭到三人异口同声的拒绝。

10月下旬，三人通过律师程序要求狱方给出关押理由，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也发起了系列营救活动。迫于各界压力，美国陆军部将三人送往东京麻布区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处，并表示两周后由美军安排他们乘轮船去香港。三人心情毫不轻松，害怕上当受骗。

“中国驻日代表团”邀请他们三人任台湾大学教授，又当即遭到三人的坚决拒绝。最终，三人被送回到横滨并被遣送上威尔逊号，发还的护照上打着“驱逐出境”的字样。

11月27日，威尔逊号抵达香港，香港《文汇报》首先报道了他们被释放回国的消息。翌日晨，他们乘坐火车经九龙抵深圳，通过罗湖桥时，沈善炯的心情十分激动——历经艰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他和赵忠尧、罗时钧以及同船归来的留学生联名向毛泽东发电：“我们以无限欢欣的心情回到祖国，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我们的心在你的旗帜下，将各守岗位为革命建国伟业而努力。值此美帝侵朝之际，我们热诚拥护抗美援朝运动。”

事迹2：1951年1月，沈善炯来到浙江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生化科工作，任副教授。是年11月，热爱科研的沈善炯选择离开浙江大学，去筹建中的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生所）工作。1953年1月，植生所正式建立，沈善炯被聘任为副研究员及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开展金霉素、链霉素生产方面的研究，包括菌种的选育和发酵等。

当时，金霉素的生产由美国的雷特尔药厂垄断，菌种独占，技术保密，其他各国建厂必须通过与该厂合股投资的方式进行。全世界范围内，只有美国、英国、意大利三国拥有金霉素生产药厂。金霉素的生产方法在各国文献资料中绝少记载，市场价格完全操控在美国手中，中国国内临床所用完全依靠进口。

当时沈善炯对于抗生素研究并无任何经验，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为的就是报效祖国。沈善炯一边认真研读国际上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献，带领学生和助手重复文献中的工作，并进行非常细致的观察记录；一边亲赴工厂，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请教，学习发酵、提取与鉴定等各项基本操作。

受到一次学术会议报告的启发，沈善炯开始对一直被忽视的接种培养基展开研究，发现初期培养环境对金霉素的产量有着极大影响，掌握生物规律是提高抗生素产量的正确方向。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1954年的《实验生物学报》上，是我国关于金霉素研究最早发表的论文。随后，他又开展了菌株间混合培养、增强微生物对某些基质的代谢作用、控制磷酸盐在发酵液中的含量、克服铁离子抑制金霉素生产等方面的研究，培育出了高活力的菌株，提高了金霉素的产量。经过全体成员分秒必争、加班加点的努力，研究组终于解决了金霉素生产的关键问题，启动了扩大生产试验工作，并顺利完成了中间试验。

1957年，国产金霉素通过了临床试验，在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我国成为全世界第四个能够生产金霉素的国家。次年，沈善炯参与指导的华北制药厂全线投产，成为亚洲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结束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显著改善了我国缺医少药的局面。

随后几年，金霉素研究与生产成果在国内科学会议，以及新中国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与新中国第一次组团出国参加的国际科学会议上隆重亮相，被推介给了全世界。沈善炯因此得奖并受邀访问苏联，其科学事迹还被拍摄成电影。

8、谢毓元（2021年3月27日逝世）本然化成

身份：药物化学家、有机化学家

贡献：一生以科技报国为已任,多次根据国家需求转换研究方向，他解决了我国普鲁卡因等急需药物自给的合成工艺问题，实现帕金森病治疗药物左旋多巴的国产化。

事迹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东吴大学被迫停办，谢毓元无奈辍学4年之久。其间，他苦读不辍，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为日后书写论文、查阅外文文献、开展科研工作带来诸多便利，也为他以后为学者、为人师、为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事迹2：天然产物全合成所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让谢毓元越发体会到文献调研的重要性。“我做任何工作都是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所有想要解决的问题都尽量从文献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法。”谢毓元曾如此说。熟练运用英、德、俄、日四门外语进行文献调研，严格按照实验流程操作，锲而不舍地验证自己的创新想法，谢毓元对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饱含深情。

9：李京文（2021年3月31日逝世）一辈子都要做“八九点钟的太阳”

身份：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贡献：主持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铁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率先对科技进步测度方法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问题。

事迹1：“李先生要求我们要先做人，后做事。”在《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李志军看来，在数技经所跟随李京文攻读研究生的三年对他一生影响至深，“他对人非常宽容，全国各地不少年轻人慕名找他请教一些问题，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愿意帮助，他的人品值得我们学习。”

事迹2：出生于1932年，李京文如今已年届九十，但依旧“少年感”十足，聊起感兴趣的话题，还是像发现了“新大陆”的孩子一样，两眼放光。因为腿脚不好，他近年已经较少去学院办公室，但每天在家还是看书，关注最前沿的科技，像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思考着最新的问题。

事迹3：现任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李国俊至今难忘在导师（李京文）那里受到的“折磨”。“和他讨论论文时，他习惯剥茧抽丝地拷问选题意义和思路，一直问到你想清楚、说清楚为止，讨论结束后，总是感觉冒了一身冷汗，但是对选题会有新的思考，产生新的思路。”

10、闵桂荣（2021年4月28日）

身份：程热物理学及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贡献：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拓者之一、航天器热控制技术开创者。参与领导完成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及应用卫星研制工作,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事迹1：闵桂荣长期从事空间技术工作，是我国人造卫星工程开拓者之一、航天器热控制技术开创者，参与领导完成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多颗返回式及应用卫星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作出系统、创造性成就和重大贡献。在担任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期间，领导我国未来航天创新技术研究工作，取得大量重要科研成果。尽管成绩卓著，但闵桂荣一生低调自谦：“与前景无限的航天事业相比，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要长期不懈地努力，为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11、刘兴土（2021年5月6日逝世）

身份：湿地生态学专家

贡献：我国湿地学科具有突出成就的学术带头人。开辟了沼泽湿地的长期定位生态研究,推进了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和东北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

12、王元（2021年5月14日逝世）驰骋在数学天地

身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以及数论方法应用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与华罗庚一起开拓了高维数值积分的研究方向并创造了“华-王方法”。

事迹：“要做大问题”

在王元写出第一篇文章时，老师华罗庚很是高兴。但当王元做出第二篇文章时，华罗庚很不高兴地说：“要有速度，还要有加速度！”所谓“速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速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他严肃地告诫王元：“你要做大问题才行。”华罗庚的话引起了王元的深思。

王元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著名难题上，尝试改进已有的结果。他迫切地想找到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计划中唯一没读过的材料——布赫夕塔布的文章。

这时中科院的图书馆进口了一批旧的俄文杂志，王元听说后，马上赶过去借阅。这批杂志刚运到，还没有编目，堆放在书库的地上。在王元的恳请下，图书管理员同意他在书库就地翻看。于是，王元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抄写了布赫夕塔布的两篇文章。

很快，他就弄懂了布赫夕塔布方法就是一个恒等式，也可以看作筛函数的一个递推公式，每递推一次，筛函数的上、下界估计就可以得到一些改进。

当时王元对筛法技巧已经非常熟悉，“技巧已在指甲尖上，只要有一点刺激就会开花结果”。他把塞尔贝格的筛法和布赫夕塔布的方法结合起来，在1956年成功证明了“3+4”。同年，苏联数学家阿·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证明了“2+3”。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站到了这一世界著名数学难题研究领域的前列，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并因方法上的创新而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王元数学生涯中最闪亮的篇章，也奠定了中国数学家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不断取得成果的坚实基础。

13、吴孟超（2021年5月22日逝世）肝胆春秋

身份：中国肝脏外科之父

贡献：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带领团队在肝癌免疫治疗生物信号转导、肝癌疫苗和肝转移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事迹：六十年前，他搭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开。

手中一把刀，游刃肝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未熄灭。

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胡占凡这样评价吴孟超：吴孟超总以无尽赤忱善待病人，以赤子之爱对待肝胆外科事业。医者仁心，一个伟大的医者，不仅凭医术，更凭仁爱感动世人。吴孟超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医学泰斗。

事迹1：从医75年，吴孟超用割过橡胶树的手救治了1.6万肝胆病人，创造了医学界无数个第一，包括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

18岁只身回到祖国，再也没能见上父母

事迹2：97岁仍主刀做手术的吴孟超曾说：“一个人生命有限，你不抓紧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分秒必争，为国家，为人民多干点事。”

从风华正茂到鲐背之年，虽然硕果累累，但吴孟超看重的并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在吴孟超眼里，救治病人事比天大。

14、袁隆平（2021年5月22日逝世）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身份：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杰出贡献。

颁奖词：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

事迹1：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的杂交水稻，试验的结果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没有表现出增产优势。

当时，杂交水稻怀疑论者嘲讽地说：“可惜人吃的是饭，不吃草。”袁隆平顶住巨大压力，认真分析试验后判断：这次失败，恰好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优势，关键是将这种优势向稻谷发展。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改进品种组合，在第三年达到亩产505公斤，比常规水稻增产30%。

事迹2：全世界有超过8亿饥饿人口，全球平均每天有两万人多人死于饥饿，其中近一半是儿童。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为饥饿所困的人。

从1979年首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开花结果开始，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种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世界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5、陈清如（2021年5月26日逝世）做学问要顶天立地

身份：矿物加工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长期致力于选矿理论与技术研究,指导研究设计我国第一台筛下空气室跳汰机,建立“粒群透筛概率”的筛分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高效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示范厂。

事迹1：1990年底，陈清如突发便血，诊断为肾癌，切除左肾20多天后，他就要求出院，乘火车从徐州赶往黑龙江七台河煤场，全程38小时，有人劝他坐飞机，他拒绝：“科研经费就这么多，能省一个就省一个。”

事迹2：陈清如院士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著名的矿物加工工程专家，“潜心科研，甘于寂寞，淡泊名利，诲人不倦”是陈院士高尚人格和科学精神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严格要求、勤奋实干、勇于探索”是陈院士经常用以自勉的十六个字，也是他从事科教事业60年经验的结晶，充分地彰显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陈院士的学识和人品都是值得学习的楷模，以陈院士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成就和贡献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宝贵财富，全体矿大人都应该倍加珍惜。

16：黄熙龄（2021年6月16日逝世）万丈高楼拔地起、根深方能入云霄

身份：地基基础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一生致力于建筑地基基础工程研究,在地基基础设计与计算原位测试、地下洞室压力、软土地基、山区地基、膨胀土地基、地基抗震和震害调查等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事迹1：改革开放以后，大量高层建筑出现，地基处理问题亟待解决，黄熙龄带领研究生研发了利用发电厂燃烧后的粉煤灰作为添加剂的CFG 桩技术，既经济高效，又解决了粉煤灰污染的问题，变废为宝，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事迹2：黄熙龄曾说：“人的生命有两个，一个是身体上的生命，还有一个是技术生命，人要活到老研究到老。”

17、姜景山（2021年6月27日逝世）微波遥感第一人

身份：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在中国卫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的三大里程碑工作中都作出重要贡献。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推动了中国载人航天应用系统的建立和发展;是探月工程规划的主要参与者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

事迹：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姜景山在大量阅读国内外科技书籍，觉得微波摄像技术前景广阔。从此，他著手开发研究有关微波摄像的关键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个研究这项尖端科学的科学家。 受鼓舞自学微波摄像 不管在什么地方的物体，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被拍成照片。他对微波摄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还出版了题为《微波摄像》著作。为了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他还给科学家钱学森寄去了一本，还提出了中国也应深入进行微波摄影技术研究的建议。钱学森教授不仅读完他写的书，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还写信鼓励姜景山。至今，姜景山院士还保存著这封信：我读完了你的大作《微波摄像》后，更加深信这是一项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工作……你要利用这次机会，对《微波摄像》一书进行增补，使之成为一本专业著作……一旦你完成了参考书，你也就会成为微波摄像专家的。你不是外国人培养的专家，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专家…… 姜景山从钱老的信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收集了更多的参考资料，写出了更为完整的专业著作《微波摄像》。

18、薛禹群（2021年6月29日逝世）坚持“科研不能靠想象，观测数据做不得半点假”

身份：水文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长期从事地下水动力学和地下水数值模拟研究,建立了国内首个三维热量运移模型、国内外首个潜水条件下三维海水入侵模型,提出多种创新算法。

事迹：薛禹群长期从事水文地质学研究，治学严谨，坚持“科研不能靠想象，观测数据做不得半点假”。他常告诫学生：“要做学问，先要做人，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做一个立志报国的人。”

事迹2：新中国建立后，礼社“一村四院士”更使这个古村落流光溢彩。

薛暮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禹胜（薛明剑之子，供职于电力部电力自动化研究所），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薛禹群（薛萼林之子，为南京大学水文地质专家），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秦伯益（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少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另外，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薛明剑之女薛禹谷，女性教育家薛正，原上海华东医院院长、医学专家薛邦祺等都是礼社走出的杰出人才。

19、郭景坤（2021年8月17日逝世）用我微弱的光为国家再做点什么

身份：无机化学家与材料科学家，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贡献：我国陶瓷基复合材料及高温结构陶瓷材料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研究成功适用于多种陶瓷与金属的封接方法,为我国陶瓷封接以及电真空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

事迹：（摘自郭景坤文章）现在借助电子喉发音，我可以近距离地与人交流，嘴巴不能说话，但只要我还有一分热，我就要发一分光。现在我已经不再招收学生了，但尽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最近在写一本书，想总结一下我在高温结构陶瓷研究方面的思路形成及其发展，请两位学生帮助共同写作。不想作为教材使用，因为不拟作系统的学术上的讲述，也许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人员有些帮助。

光不在强有热则明。只要我的微弱的光能为国家再做点什么，能为家乡和祖先前的长明灯中添上一点油，吾愿足矣！

20、郑哲敏（2021年8月25日逝世）愿得此身“力”报国

身份：物理学家、力学家、爆炸力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贡献：我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提出了流体弹塑性模型,并在爆炸加工、岩土爆破、核爆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为国家相关重大工程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迹1：郑哲敏曾先后师从钱伟长和钱学森，钱伟长称其“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

郑哲敏也不负期望，继承了两位老师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追求、对事业的执着，一生倡导并身体力行“做第一流的工作”。他曾说：“我从过去走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路线。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富国强民的愿望。”

事迹2：先生“外出”了，一个细节看哭无数人……

有网友发出此前在郑院士办公室门口拍的照片，院士当时不在办公室，门口标注“外出”字样。多年来，郑哲敏只要人在办公室，大门就从来不关。所里的人只要有问题有想法，就直接拿把椅子来和他探讨。聊着聊着，椅子就落在他的办公室里。久而久之，各式各样的椅子成了一道风景。

21、许厚泽（2021年8月31日逝世）地球越来越像梨

身份：中科院院士，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家

贡献：长期从事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研究,开拓了我国地球重力场、固体地球潮汐形变与动力大地测量研究。为我国大地重力学步入国际先进行列作出重大贡献。

事迹：许厚泽70大寿时，几个年轻人围着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吵吵嚷嚷。一行从外地参加测地所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有些不解：怎么能在许院士的办公室里叫得那么响？这个所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太尊重许老。年轻人则笑呵呵的，“就学术和工作上的问题和老许争，没问题的，我们从来不怕他。”大家都叫许厚泽“老许”。以至许院士的夫人杨惠杰常听到有人和她打招呼，你们家老许呢？许院士很温和，从来没有架子。在测地所谁都可以找他谈问题、谈工作，他总是乐意奉陪。“我们要是有不同意见，心里有想法，从来就不隐瞒，可以直接和他说。”对此，测地所的科研人员颇为自豪。要是有什么观点争执不下的，许院士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可以对年轻人说，“这个问题，我也回去再想想。”一些刚进测地所大门求学的毛头小伙子，在许厚泽作学术报告时，也无所顾忌地当面站起来提出异议，同他讨论一番。他不仅不生气，还说“提得好”。

22、黄宏嘉（2021年9月22日逝世）中国光纤第一人

身份：电子学家、微波专家、光纤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长期致力于微波与光纤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发展了耦合波理论,提出了“超模式”概念。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创新发明了宽带光纤“黄氏波片”。

事迹：黄老师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被誉为“光纤之父”，时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中芯国际副总裁。最令我感动的，是新中国刚一成立，黄老师就放弃在美国的一切待遇，坐着一艘运煤的货轮，行李就放在煤堆上，风餐露宿，漂洋过海地回到祖国。他在给美国朋友解释自己之所以回国的信中写道：“我急于回国的惟一原因，我想，不是我爱美国少一点，而是我爱中国多一点，我爱中国的整个，不仅爱她的美德，而且也甚至爱她的贫困与不幸。”

23、张涵信（2021年10月1日逝世）创新是灵魂，应用是归宿

身份：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长期致力于结合物理分析的流体力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原创NND、ENN系列差分格式,首创三维流动分离拓扑结构理论,建立飞行器动稳定性理论,为我国计算流体力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4、李正名（2021年10月4日逝世）潜心三农情更浓

身份：著名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长期从事有机合成、农药化学、生物活性分子设计及构效规律研究。修改了国际有关磺酰脲类除草剂的构效理论,创制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单嘧磺隆和单嘧磺酯两个超高效绿色除草品种。

事迹：南开大学的校园里，88岁的李正名院士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往于化学院实验室和家属楼之间，这是他几十年不变的路途。就是这样一位朴素谦和的老人，却是填补了国内外谷田长期无除草剂技术空白的功勋人物。为了让我们的粮食长得更好，让我们的餐桌更安全，这一系列科研成果，倾注了李正名一生的心血。

他常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研究工作，不是为了发表文章，而是要接地气，真正将我们的理论回归于民，用之于民，发展科学，才能繁荣经济。”

25、叶可明（2021年10月5日逝世）带人施工，就像将军带兵打仗

身份：著名建筑工程与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贡献：长期从事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和管理工作,先后主持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金茂大厦等特大型工程建设;参与润扬大桥、苏通大桥和港珠澳大桥等国家重点工程科研攻关和人才培养。

事迹：东方明珠的施工凝聚了叶可明无数的心血和智慧。如在3根事关整个工程成败的斜筒体施工中，他提出采用分节脱模斜振动的工艺，攻克了被国内行家认为在当时根本无法从图纸转换成实际的技术难题，在中外建筑史上留下了今人惊叹的一笔。

而当时最令人激动的是东方明珠450吨重钢天线的提升施工，当天线以每天40米的速度提升至350米左右处，刮起了超过起重施工极限的8级以上大风，继续吊还是停下来？风险之大令许多人束手无策。叶可明对此早有预见，在之前数十次模拟试验的基础上，拟定了在天线爬升轨道上采取抗强风工艺的措施。最终，他一声令下，重达450吨的钢天线被提升到468米的高空并成功安装到位。

26、陈文新（2021年10月7日逝世）

身份：土壤微生物及细菌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长期从事根瘤菌资源与分类研究工作,组织开展我国32个省(区、市)700多个县豆科植物结瘤情况调查,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根瘤菌种质资源库;引领中国的根瘤菌分类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7、吴新智（2021年12月4日逝世）用一生逼近一个真相

身份：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贡献：吴新智长期从事古人类学研究,1984年与外国同行提出多地区进化说,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争论的两大学说之一。1998年提出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引领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事迹：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刘武在吴新智的指导下学习、工作超过了30年，在他的记忆里，“吴先生常说，做古人类研究要习惯争议。他还经常提醒我们，现有的各种学说都只是假说，不是真理，更不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日趋接近真相，至于什么时候能抵达，谁也不知道”。

让刘武印象颇深的是，吴新智总是在自己的研究论文里加上一条特别“说明”，比如——目前许多项目的比较数据十分有限，很可能造成一些假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误判。笔者预期，新化石和新数据的出现可能使下述分析有必要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正。

这足以见得，“凡事以证据说话”是吴新智一以贯之的原则。

在刘武眼中，相较于结果，吴新智真正看重的是开放的心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非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

正如他在为帕博自传中文版所作的序中所写的：“我与他分属不同学科，都探索现代人起源，虽然对他的观点不能完全认同，但深深为其丰硕贡献及书中描述的艰辛努力所感动。”这既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的尊重。

直到生命的尾声，吴新智依然是古人类研究争议地带的少数派。过去，他还曾遭到一些非议，认为其执着追求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吴先生从未和我说起过这个话题，他只是拼命工作，而无多余的回应。”刘武深知先生内心的纯粹，“他只是太热爱这份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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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高中语文

编辑：朵朵老师

校对：超超老师

审核：文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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