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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限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红军长征时吃过的野菜的标本（左）和穿过的棕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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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主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中央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纵横十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使用的“三方亮”行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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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曾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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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1935，生死攸关的转折

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 、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遵义会议会址的会议室。新华社图片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中共中央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曾在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会址陈列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复制品。新华社图片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会址。新华社图片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

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6，“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1935年6月中旬，在日本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936年上半年，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但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是当时刊登在《西北文化日报》上的西安事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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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发动西安事变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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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派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党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旧址——兵谏亭。新华社图片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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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新华社 共产党员网

音频来源|合肥学院广播台

主播|王玉环

编辑|蒋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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