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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甚至吃粮也很困难。

为渡过难关，党适时调整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时的情景。新华社图片

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战士们用歌声唤醒沉睡的土地，用汗水浇出万顷良田，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第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模范。一曲动人的《南泥湾》流传至今，久唱不衰。

1943年，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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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身体力行，给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干部战士以很大鼓舞。

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一边战斗，一边开荒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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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农民所交公粮占总收获量比重逐年下降。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的干部。

1944，让世界了解延安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长期封锁，中外记者很难进入陕甘宁边区。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美等国在华人士特别是一些新闻记者对了解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1944年2月16日，驻华外国记者联盟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允许外国记者到陕北及延安访问。几天之后，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延安发来一份电报，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

对于外国记者的来访，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收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来电后，毛泽东当即批给十几位同志传阅。4月30日，记者团的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中外记者团5月17日离渝，于6月9日抵达延安。记者团共有21名成员，实际只有6名外国记者。这6人之中，一人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名叫普罗岑柯；其余人差不多每人都兼任英美等国二三家有影响的报社记者。

1944年6月，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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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并对记者们说，要战胜日本法西斯，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之后，毛泽东还抽空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深入的个别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除比较详细地介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中共的各项基本政策外，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讲了一些问题。例如，向苏联记者普罗岑柯谈了中共的组织和发展等；向美国记者史坦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以便使中国在战后能成为美苏之间的一座桥梁。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也是在同史坦因谈话时讲的。

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交谈，外国记者对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通过他们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例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等。有的外国记者还十分友好地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一些改进对外宣传的建议和办法。

1944年，朱德、周恩来、贺龙（前排右2）、王震（前排左2）、杨尚昆（后排右1）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新华社图片

外国记者还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和其他一些地方考察采访。经过几个月的访问，记者们发现边区是一个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根据亲身经历，他们每人都写了不少描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史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是两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书。

1944年，毛泽东同志和马海德在延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马海德曾接待过许多到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包括1944年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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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七八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18人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通过访问，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美军观察组这样评价延安人：“延安使得美国人不可思议的有三点。一是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美国飞机经常往返印度、重庆和延安，延安没有一个人托过飞机乘务员带外面花花世界的任何东西。二是延安人待人接物不尚虚文，和一般中国人爱讲面子的传统不一样。三是延安人没有开口要美援。”

延安的外事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党的主张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和争取民主、扩大党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形成“半独立性的外交”，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问题，初步积累了有关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5，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亡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来自各地的代表，精英荟萃，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名党员。代表的平均年龄36.5岁，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

中国共产党“七大”会场。新华社图片

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个第一和纪录。七大是承前启后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代表大会，承前（距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17年，启后（距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11年。七大会期最长，开了50天，这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史上又是一个纪录。七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解散，七大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召开并独立自主解决所有重大问题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党的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大会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进而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具体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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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七大”代表毛泽东等人的代表证。新华社图片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七大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攻，决定了日本侵略者的失败命运。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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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新华社 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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