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 承

徐俊杰

家庭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家风虽属家庭内部的教育问题，却又与社会风气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家庭都打破了等级权威，父母与子女之间逐渐形成了平等交流模式，以往通过“说教”传承家风的做法越来越困难。孩子的视角总是匪夷所思、孩子的理由常常哭笑不得，孩子的心理又总是那样脆弱，怎样才能让孩子在人生路途上不走弯路、错路，这是万千父母都很关心的事情。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总是忙于**的事情，时常处于早出晚归的状态，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都很难找到他在白天的记忆片段。自我上小学之后，我才隐约知道父亲是个村里的“干部”，那时从校长到老师，我能感觉出来他们对我很和蔼、很包容，我不仅有了班干部身份，还光荣加入了“有权”打扫老师办公室的值日团队，有机会瞥见老师办公桌上摆放了哪些书籍报刊。我甚至承担起了放学时“指挥”各条路线的学生有序离校的职责，这在当时无异于学生心目中的“C位”，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和自豪感。

那个时候，我的学习也还不错，基本上处于班级前列位置，镇里每次组织的数学竞赛，常有属于我的一张奖状。但直到今天，我其实并不清楚老师是否刻意选拔了我。印象中，我也从来没有向父母索要过“打招呼”，因为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总是在忙于田地农活。而父亲一直在村里做事，根本没有时间和我谈心问话。那个时候村里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又处于青草大沙河边上，河埂都是河沙堆成的，经受不住大水的冲击，一到汛期他就彻夜不归，带领各个生产队抽调的抗洪队伍不间断巡视河埂和河闸。那个时候，家里的田地其实也面临洪水的威胁，但父亲似乎从未关心过，幸好母亲年轻时身强力壮，承担了大部分农活，实在忙不过来时，她也会埋怨几句，偶尔甚至演变为家庭争执。所以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总是觉得**就是一群不顾家的人。以至于我与自己的孩子聊天时，跟他坦白过记不清爷爷在我这个年龄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父亲据说从16岁开始就在生产队当会计，实际上他只读了几十天的初中，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继续念书了。从此，他就走上了“仕途”，一直干到村支书。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在母亲的要求下，父亲终于辞职离开了**，跟着别人一起到大城市“跑推销”，开启了另一份职业。

父亲之所以选择“下海“，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村里的工资太低了，那个年代村里没有什么集体产业，依稀记得母亲抱怨他每年只有七八百工资，而且一部分工资还用来招待上面来的人，最后能够带回家的其实没有多少钱，家里生活捉襟见肘；其次是村里的矛盾越来越多，父亲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调解村民矛盾有时候会得罪人，有一次甚至出现一户村民因为不满调解结果，跑到我家偷砸了烧饭的铁锅，这给家里人带来了极大的愤怒，觉得他一心为公，却换来了这样的奇葩事情。

进入九十年代后，桐城的乡镇经济已经开始腾飞，看着很多熟人都出去跑推销甚至办加工厂，母亲再也忍耐不住，成功说服了父亲做出了他人生最大的决定，加入了走南闯北的灵活就业群体。每当与母亲提起这段经历，她总是说要庆幸当年的选择，两个孩子要念书，家里还有老人赡养，靠她种田补贴家用根本不可行，如果父亲不出来做事，家里依旧要处于清贫的状态。曾经我也调侃说“现在的**可不是七八百工资”，她还是坚持自己做的对。确实，对于一位家庭妇女来说，没有钱买化肥农药、没有钱交孩子学费都是非常难熬的事情，这在当时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我小时候，父亲虽然很少与我聊天，我到今天却没有一丝埋怨。因为我知道，作为最基层的**，每天都要处理各种各样乡镇交付的事情，还要随时干预农村邻里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他根本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家庭。父亲是一名老党员，那个时候村里的党员并不多，他的一言一行也代表了党组织，寄托了多数村民对于“公正”的信任。父亲不苟言笑，但内心是火热的，也是负责任的，这一点似乎部分遗传到我的骨子里。记得村里曾经尝试种植一种经济作物，具体的品种名称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他想带动农民致富的这次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这让他很是失落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扶贫脱贫的提法，我作为最直接的观察者，其实见证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试图在农田之外开辟另一个收入来源的尝试。这个过程其实很艰辛，多数情形下都是碰壁终止，因为那个时候的政策和环境比不上今天，这种一定程度上具有盲目性的试错举动，往往需要**承担决策风险。如果换成是在今天这样好的条件下，相信父亲一定能带领村民闯出一片天地，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乡村特色产业。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也曾体验过一段时间的管理岗位，虽然只是承担了执行而非决策的职责，我深深的体会到了管理之难。管理的本质是落实于人，但又聚焦于事。把事情办好，首先要有责任心，把自己置于工作的“舞台”上，做与不做、做好与做坏，都时刻面临着众人的监督。如果消极怠工，总感觉有人会在背后指点，浪费了发展机遇。父亲在基层干了二十多年，总是忙忙碌碌不能顾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头顶着村支书这顶帽子，始终处于全村上千口人的注视之下，如果懈怠就会招致村民质疑，容不得大意疏忽。把事情办好，还要有平台，按部就班虽然平稳，但也失去了超车领先的可能。父亲带领村民做过一些尝试，包括在荒地上种树苗，在河道里吸铁砂，最后都没有找到真正可以致富的路子。我作为经济管理专业的老师，回头看他的这些经历，知道根源在于缺少产业链支持上，一旦下游企业不再收购，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就要独自承担损失。今天我们都知道了一个道理，打造产业链一定需要上层谋划，需要聚集各方面优势资源共同协作，无论是过去的脱贫攻坚行动，还是已经到来的乡村振兴行动，无不是全党一盘棋、社会齐努力，如果没有这样的战略规划，仅仅依靠层级最低的村两委，是不可能实现“一村一品”的建设目标。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认真二字，也认识到了责任之意。不管是服务村民，还是服务师生，我们父子在行使各自职责时，其实是在做同样一件事情，那就是作为一名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落到实处。每次回到老家探亲，上了年纪的村民遇到父亲，仍然会亲切的称呼他为老书记，这些人在当年正直青壮年时期，他们在三十年后的亲切问候，足以证明父亲当年在村民中的良好口碑，我想，能否延续三十年的赞誉，这可能是检验一名村**基础最直接的表现。

与父亲当年的选择相似，我也在两年前辞任了学院的中层管理岗位，选择转岗做一名普通教师。与他当年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我是希望追随内心，做一些能够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事情。父亲在“弃政从商”之后彻底脱离了村里事务，而我依旧是学院的一份子，有时候我还会主动折腾一下，为集体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服务，这可能是我们父子相似的人生轨迹之后，又有些不同的地方。

现在我自己也是一名十岁男孩的父亲，不知不觉之间有了这种身份的变化，成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有时与孩子聊天，我们会谈到“爸爸的角色”这种他还不甚理解的话题，但我觉得无论他现在理解与否，我都要找到合适的时机讲讲故事，告诉他爷爷曾经是什么职业，爷爷为什么受到爸爸尊重。在孩子的眼里，他的爸爸是一名大学教授，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这也许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家庭内部一直灌输国家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教育的思想，孩子对老师职业既有敬畏之心，更有敬佩之情。

孩子对我的工作了解很少，偶尔他也会到书房看看我在做什么。就在前几天，当我在家里批改学生论文时，孩子看见我回复了很多文字，正在练习电脑打字的他大惊失色地跑进厨房向他妈妈报告:“爸爸改学生论文，居然在电脑上打了那么多字……” 。他之所以诧异，是发现我打字原来这么快，远远超过了他的速度。而在他走进来“刺探情报”时，我也不失时机的解释为何我要批注这么多字，告诉他这些论文都是大学生写的，他们因为做事不认真出现了很多错误，爸爸一边修改论文，一边也用文字进行“批评”。帮助他们修改论文，是因为爸爸作为老师，有“教书”的责任；用文字进行“批评”，也是因为爸爸作为老师，还有“育人”的责任。对于十岁的小学生来说，可能暂时还无法理解“批评”也是“育人”的说法，但我抓住机会“威胁”他：“如果你做事不认真、不负责，将来照样会有人批评你。”孩子似懂非懂，或许也没有放在心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风传承不一定需要日复一日的教导，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一堂动人动情的示范课。现在的孩子普遍个性十足，强压使其臣服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要想孩子积极向上、明理豁达，父母首先要做到修身养性、以德服人。

如果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那么经常擦拭令其一尘不染，这应该是我们所有家庭都需要重视的日常事务。

END

图文来源 | 中共安庆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本期编辑 | 校新媒体中心 马文汇

校对 | 校新媒体中心 张杉杉

审核 | 校新媒体中心 钱敏 范龙超 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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