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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新华社图片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新华社图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1973，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年7月，时任湖南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念头。经过几年艰苦试验和科学分析，袁隆平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4期上。杂交水稻研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76年12月，袁隆平（右）和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图片

1970年秋，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被命名为“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湖南农科院、农学院、师范学院、黔阳农校和贺家山原种场组成的省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以袁隆平为代表的黔阳农校科研组把“野败”植株和其他不育材料分发给13个省市的20多个单位，进一步开展以“野败”为主要材料的“三系”配套攻关会战，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

1972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上，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织全国力量搞协作攻关。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和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袁隆平（左）代表全体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科技人员领奖 新华社图片

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张先程等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三系”终于配套成功了！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它的增产优势。

1975年，试种面积达到5600亩。

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20%以上。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1974，“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

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4月6日至1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百年风雨，百年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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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学院新媒体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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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新华社 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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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张子涵

编辑|王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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