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30年出版的《新俄画选》的《小引》中说："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930年2月21日，鲁迅在中华艺术大学作演讲，又指出："版画的好处就在于复制，便于传播，所以有益于美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内地的版画家相继来到延安，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马达、陈九、力群、刘 、张望等，成了延安美术的骨干力量。由于当时延安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因为革命事业的需要，以木刻为主的版画就成了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1938年"鲁艺"成立后，又培养出焦心河、彦涵、古元、夏风等青年版画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古元、力群、焦心河等就深入到农民之中，创作了一批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的作品，而艺术风格也开始脱离苏联版画的影响。这一年的冬天，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以胡一川为团长的"鲁艺木刻工作团"开赴前方，参与了刻报头、插图等工作，后来编辑了一本《敌后木刻画报》，为抗日宣传作出了贡献。1942年，在《讲话》的精神号召下，更多的画家深入到群众之中，学习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群众相结合的作品成了普遍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也就成了"延安木刻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③ 延安时期的黑白木刻是其成就的最高代表，其中主要有：古元的《人民的刘志丹》、《减租斗争》，江丰的《清算斗争》，力群的《帮助群众修理纺车》，马达的《推磨》，夏风的《瞄准》，彦涵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张望的《八路军帮助蒙民秋收》。

　　在新年画的发展中，版画因为能够不断复制的特点，成了当时流行的"翻身年画"的主力，为新年画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沃渣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彦涵的《军民团结》，古元的《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都是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1948年秋，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新华书店和北方大学，共同发动武强年画的刻印工人组成了"大众美术社"，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共印制了30多种60多万份的木版新年画。

　　这一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以及新四军所在地区，木刻工作者也创作了大量的木刻作品，以艺术融于革命事业之中，以木刻印制邮票、粮票、地图、钞票、传单、报头、窗花等等，在实用艺术的领域发挥了版画独特的社会功用。而木刻作品的代表作则有：邹雅的《帮助老百姓》，沃渣的《八路军铁骑兵》，李少言的《重建》，力群的《送马》，牛文的《丈地》，苏光的《秋收》，吕蒙、莫朴、程亚军的《铁佛寺》。

　　抗战胜利后，延安的木刻工作者一部分到东北，一部分到张家口以及冀中解放区，在土改等工作中，这些木刻工作者又创作了《烧毁地契》、《人桥》（古元）、《挖财宝》（沃渣）、《挖穷根》（夏风）、《诉苦》、《豆选》（彦涵）等。西北地区则有石鲁的《说理》、《打倒封建》等。

　　版画在与解放区相对的国统区的发展，虽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但是版画所具有的"左翼"特色，也反映了共产党革命事业在艺术领域的渗透。1938年6月12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领导了全国的木刻运动。在马达、力群、卢鸿基、刘建庵、陈九等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并编印了《全国抗战木刻集》。后来迫于形势，协会移至重庆，在"皖南事变"后遭查封。1942年1月，重庆又成立了"中国木刻研究会"，由王琦、丁正献、刘铁华、黄克靖领导，继续团结全国的木刻作者开展各种活动，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5月，"中国木刻研究会"迁回上海，改名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由李桦、野夫、王琦、陈烟桥、杨可扬、邵克萍、赵延年、麦杆、汪刃锋、陈珂田等负责。在这12年中，木刻工作者相继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门939年，桂林）、"木刻十年展"（1940年，桂林）、"抗日木刻展"（1940年，重庆）、"七七抗战三周年木刻展"（1940年，长沙）、"全国木刻展览会"（1941年，重庆）、"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1942年，重庆）、"第二届双十全国木刻展"（1943年，重庆）、"纪念'木研会'成立二周年木刻展"（1944年，重庆）、"渝延木刻联合展"（1945年，重庆）、"抗战八年木刻展"（1946年，上海＼同时还出版了《救亡木刻》旬刊（1939年，桂林）、《漫木旬刊》（1939年，桂林）、《木艺》（1940年，桂林）、《半月木刻》（1940年，重庆）、《木刻阵线》 （1941年，重庆《木刻研究》（1941年，重庆调《木刻导报》（1941年，长沙调《木刻艺术》（1946年，上海）、《新木刻》（1947年，上海），以及《抗战八年木刻选集》、《北方木刻》、《中国版画集》等。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新波的《卖血后》、刃锋的《嘉陵纤夫》、麦杆的《饥饿之挣扎》、李柞的《怒潮》、张漾兮的《人市》、王倚的《民主血》。杨们维的《沉默的抗议》、赵延年的《抢米》、邵克萍的《街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