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1936年10月8日 左起：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摄影：沙飞

鲁迅：对青年的关爱与宽宥

阎晶明

向青少年朋友讲鲁迅故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介绍鲁迅的人生历程，感受他的思想和精神，欣赏他的各类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网络发达的今天，鲁迅不但没有被淡化，反而有成为网络热点的趋势。讲鲁迅的趣事，谈鲁迅的逸闻，推鲁迅的“金句”，是年轻人在网络上喜欢做的事之一。每当在生活里遇到、看到、听闻到某件事，总有人会问，如果鲁迅还在，他会怎么说、怎么看。关于鲁迅的种种讨论、争论总是不断。从这一个侧面足以见出，作为一百年来最具经典性的文学家，鲁迅的魅力和影响力何等巨大和持久。在这些纷纷扬扬的说法和议论中，鲁迅形象在日益生动、丰富的同时，也有被误读甚至曲解的时候，有各种解读与事实明显不符的地方。我以为，鲁迅研究界有必要为普及鲁迅做必要的工作，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事实做匡正和说明，有必要以自己的研究和理解，让更多的人走近鲁迅，走进鲁迅的内心世界。

我对鲁迅的阅读理解远远不够，但愿意以一己之力做一些带有普及性的事情。今年以来，在热心的编辑朋友鼓励下，我写成了一本小书：《这样的鲁迅》。这本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小书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出版，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这本书的努力方向，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呈现鲁迅的人生历程，聚焦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崇高境界。

阎晶明新著《这样的鲁迅》，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继承和弘扬鲁迅精神，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中，鲁迅对待青年的态度、鲁迅的青年观也是我想向青少年朋友们介绍的。

鲁迅对青年总是充满了热爱、关心、帮助和支持。有数不清的青年，特别是在工作上得到鲁迅支持、创作上受到鲁迅鼓励、生活上得到鲁迅扶助的青年，用文字怀念鲁迅给予他们的爱心与教诲。鲁迅与各色青年的交往，有许多故事可以讲述，而且带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以极大的热诚、耐心和宽宥之情对待青年，是鲁迅身上难得的品质。

1927年9月底，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送行者中有一位青年学生，叫廖立峨，他曾经是厦门大学的学生，追随鲁迅从厦门转学到广州的中山大学。鲁迅到上海后，拿到新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第一本就寄赠给了廖立峨，可见对其看重之情。廖立峨仿佛有情有义，鲁迅刚在上海立足两三个月，这位青年就带着女友跑到上海投奔鲁迅。他自称，自己因为鲁迅离开广州而无心继续上课，所以抛弃一切来到上海，甘心“伺候”鲁迅。这位学生于是就挤进了鲁迅在景云里很小的住宅里。吃穿住加零用钱，一律由鲁迅负担。

这位廖立峨也真不见外，他甚至要求鲁迅出钱供自己的女友上学，又要求鲁迅为自己在上海谋个赚钱的职业。无奈之下，鲁迅只好找到自己的朋友——著名作家郁达夫帮忙。他甚至对郁达夫提出，只要能为廖立峨找到个干事的地方，学习一点本领，每月的薪水可以由自己支付，而不给雇用者添负担。郁达夫很快为其找到一个到书店帮工的工作，每月工资由书店和鲁迅各付一半。鲁迅那一半交郁达夫转给书店，书店则以薪水名义发放给廖立峨，并不告诉对方是由鲁迅出资。然而，廖立峨在出工当天就“炒”了老板，拒绝了这番好意。理由是要做的事太琐碎，薪水也不足以养活自己和女友。

这位学生和他的女友，在鲁迅家里白吃白住达半年之久，看到鲁迅可利用的价值渐小，于是索要了两个人的盘缠，离开上海回老家去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从邻居的问话中，鲁迅才知道，廖立峨的女友竟然向周围的邻居说，他们是鲁迅的儿子儿媳妇，是为了“伺候”鲁迅才住在这里的。

鲁迅自己讲起这位奇葩人物的故事，总是带着诙谐的微笑，并没有表示特别的鄙夷和愤怒。面对青年，他总是尽可能以礼相待，不让对方难堪。

1928年3月的一天，鲁迅收到一位并不认识的姓马的女子来信，说与鲁迅自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别后，很久没见面了，希望鲁迅能答应与她保持通信并接受拜访。这让鲁迅一头雾水，赶紧回信说，自己一直住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没有到过杭州了，你所见到的一定是另一人。那女子于是邀请了两个熟人去访问鲁迅，才知道果然与之前见到的并非同一人。但她拿出了一首诗，说是在杭州苏曼殊墓旁看见的一首鲁迅题诗。诗曰：“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鲁迅于是请青年友人许钦文和川岛去调查事情的究竟。二人很快就获知，这个自称鲁迅的人，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于是他们就跑到这个乡村里的小学校，见到了这位假鲁迅。那人一听是两位慕名而来的青年，于是很得意地说：“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许钦文和川岛心里说，连周树人和周作人都分不清楚，还敢自称是鲁迅。而那位假鲁迅却完全进入角色，用很高的声音说：“我写的《彷徨》已经印了8万本，一出版就卖完了，但是我自己不满意，要另外写来。”

许钦文和川岛把观察到的情形写信告诉了鲁迅，他们很想知道，鲁迅会怎样揭批这个冒充自己名字行骗的人。结果，鲁迅只是希望管理那个小学校的机关，让那位假鲁迅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就可以了，并没有惩罚的要求。当然，为了澄清一些基本事实，鲁迅还是发表了一篇声明文章，标题叫作《在上海的鲁迅启示》。文章对这位假鲁迅并没有大加痛斥，而是不失幽默，也略带一点同情地写道：“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都说鲁迅对待论敌是“一个都不宽恕”，为什么对这么一位没品位的冒名者却手下留情呢？应该说，鲁迅一定也猜到了，这位虽是冒名者，倒也并无恶意，大半是生活所迫才至于如此。对这样的人，鲁迅难免要起恻隐之心，得饶人处且饶人。鲁迅的宽厚胸怀可见一斑。

鲁迅本来出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大家庭里，因为祖父下狱的原因家道中落，所以少年时就跌入生活艰辛甚至寄人篱下的境地。他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也许是从小就经历了很多磨难，面对过太多世俗的眼光，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作家后，他对世俗的眼光及其态度，反而并不在意，还不无宽宥之情。

更看重青年认真做事的态度而不是给自己的回报有多少，这也是鲁迅青年观里重要的一点。鲁迅的许多作品，如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以及多部杂文集等，都是由一家叫北新书局的出版社负责出版印行的。北新书局的老板叫李小峰，可以说，他完全是鲁迅扶持、培养，并进入出版界不断取得事业发展的。北新书局创办是在北京，1927年迁到上海。依靠鲁迅的资助和鲁迅作品的发行，北新书局的经营保持了很好的势头。然而，到了上海后，李小峰对商业利润更加追求与渴望，甚至有了去投资办纱厂的想法。于是，开始拖欠鲁迅应得的版税。此时鲁迅并无固定职业，主要靠版税和稿费生活。尽管鲁迅多次催促询问，李小峰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找各种理由拖欠。

这一过程中，鲁迅认识了一位叫张友松的青年，张友松自己办了一个春潮书局，创办了一份《春潮》杂志，很希望得到鲁迅支持。交往中，张友松知道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版税一事，就托朋友找到一位律师帮助鲁迅打官司。经过一场诉讼，鲁迅讨回了公道，维护了权益。

事情得到解决后，有一次，李小峰邀请鲁迅和许广平吃饭，同席参加的还有著名作家郁达夫夫妇以及林语堂夫妇。席间，李小峰因为官司一事对张友松颇有怨恨之言，认为张友松是想从他这里把鲁迅作品的出版权抢走。林语堂可能因为并不知事情真正的原委，附和李小峰表达了对张友松的不满。这时也是酒过三巡之际，大家都有点微醺的意思，话题又如此敏感，情绪都比较激动。鲁迅认为林语堂随意责备一个不在场的人，而且话中还含有讽刺自己的味道，于是脸色铁青，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林语堂当然也要声辩自己并无恶意，两人针锋相对地争辩起来，场面十分紧张。幸亏还有二人都很信任的共同朋友郁达夫在场，郁达夫赶紧起身调停，一面按住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离席，事情才算结束。

其实，鲁迅从内心对李小峰始终保持着基本信任，即使面对拖欠版税的情形，依然继续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断。“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绍介，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绍介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谦）不以自己的得失判断一个人，不以一时一事选择好恶，这是一种难得的信任，更是一种做人的品格。

在鲁迅的心目中，青年就应当是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为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因此做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对这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标志。

在鲁迅看来，青年应当走自己的路。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为“青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那些勇于前进的青年。

鲁迅对青年的关心支持，体现在鼓励他们勇敢地前行，同时又反对青年无谓地牺牲。他当然看重文学青年的才华，但更欣赏那些拥有诚实、踏实品质，默默耕耘与付出的青年。在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他指出了柔石身上最难得的，是“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而对同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女友冯铿，却“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联想到在狱中受难的青年，他在严冬的深夜里遥想：“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听到这些青春的生命被无情屠杀，内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悲愤。“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是的，他注重青年身上金子般闪光的品格，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特别关心他们生前身后的亲情。年轻时的朋友范爱农死了，鲁迅仍然记得，“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并且在14年之后仍然挂念着，“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面对病痛中的韦素园，悲哀的缘由就包括“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这是何等的凄凉。想到柔石还有一位深爱他的双目失明的母亲，鲁迅更是难掩悲伤之情，“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为了纪念柔石，也为了能抚慰一位一直不知道爱子已经被杀害的双目失明的母亲，鲁迅选择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这幅木刻名为《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了她的儿子”。鲁迅说，这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一种对亡友的纪念。

这就是鲁迅，他传递着的哀伤、悲愤、友爱和温暖，他表达出的坦直、率真以及对死者的怀念、对生者的牵挂，怎能是一个“忘却”可以了得？直到1936年，鲁迅为已经就义5年的白莽（殷夫）诗集《孩儿塔》作序，说“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更确切地说，感受过鲁迅对亡者的那样一种深重、亲切、无私、博大的爱意，那“忘却”二字，又含着怎样的复杂、深厚的内涵！一种无奈之后的奢望？一种无力感的表达？可以说，在不同的读者那里，会激起不同的心灵感应。

鲁迅对青年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青年，切不可将自己作为榜样甚至偶像对待。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非常担心自己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的青年。“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北京通信》）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北京通信》）

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

在青年心目中，鲁迅是长者，是导师，但鲁迅自己从不以这样的身份和姿态自许。他总是以满怀热诚关心青年成长，真心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高兴，对想做事又有实际困难的青年，总是给予无私的帮助和切实的扶助，他希望他们勇猛，又不主张他们冒进甚至无谓地牺牲，为了青年能做成事，他可以宽宥他们在过程中的失误、错误，包括对自己的不义之举。这是一种宽广的胸怀，是一种博大的境界。当代青年，可以从鲁迅身上感受到前进的力量。而更多的人应该从鲁迅身上读懂关爱、奉献、大度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