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中国艺术领域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一些从事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尝试从传统绘画语境中脱离出来，寻找新的观念和表达方式，以回应对传统艺术的反思。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的价值观强调对艺术的直觉与理性思考并存，这对中国画的绵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被接受并加以运用。在此背景下，中国画出现了一些以水墨画及以水墨的方式对传统艺术进行转化的探索，画家尝试将表现主义、抽象艺术、超现实主义等各种形式与观念与中国传统绘画进行融合与转化，进而挖掘中国传统绘画所具有的潜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水墨、实验水墨、新工笔、重彩等都可以说是中国画实践者进行的集体探索。

同时，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变，人们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多种多样，社会的多元造成了艺术形态的多元，再加上由于全球化和本土意识之间的张力而造成的系列问题，都为当代人物画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现实题材，这是一个呈现丰富的时代。

噬梦（2018年）

然而，正当我们为自己的丰富而欣喜时，却发现世界已充斥着各种“媒体”，艺术淹没在“媒体”的海洋之中。照相机、摄影机、电脑、数字影像系统······一代代电子产品飞速地更替，艺术创作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可以说，随着人类分工的细化，人们似乎越来越依赖用“媒体”去认识这个世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绘画者似乎不应回避这些问题，而应抱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并且通过自己的作品对这个时代进行有力度的提问和关怀，这才是一种可取的创作态度。因为，艺术不在于流行什么，而是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针对性，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世界往来沟通的意义在于相互启发，而不是互相抄袭。只要我们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运用自己的语言，那么我们的作品总是有价值的，我们的探索对整个社会应当是有意义的。

回望我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4年开始的“大人体”系列，其中的形象有些“赤裸生命”的意思，社会身份感较弱，更多的是表现身体的张力。第二阶段的“绢本”系列偏向营造悠远的诗情意境，以象征手法表达理想化的情境。第三阶段是以现实中的普通人为原型、以水墨和中国画颜料完成的作品，如《火箭》《蓝衣大妈》《小蓝兔》《师傅》《老花》和《解放鞋》等。在这些画里有我对“人”的认知和情感、对肖像的敏感，也有自我博弈的历程。

火箭（2021年）

现实的形象鲜活，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意味，这种意味使现实变得疏离，且具有某种绘画性。我最近的“没骨人物”系列偏重表现性语言和粗砺的质感，例如《火箭》，人物的面部、手部以墨、色积染而成，结构形体与偶发肌理融为一体，整个绘画过程是感知与表现相统一、材料的物质属性与绘画的精神属性相融合的过程。来自现实的不同形质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是客观的，因人而异，这与个体生命的经历相关，与心性相关，与社会、地域和时代同样相关。我对红色比较敏感，当然绿色同样让我兴奋。

形、色、质是构成画面的重要元素，人的视觉认知离不开这些因素。正如德勒兹所说绘画的第三条道路——“形象化”路径，有些类似中国画语境中的“意象”概念，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找感觉的出口，这也是我在当下创作中秉持的态度，删减现实图像原有的叙述性和记录性，寻找感觉的视觉化过程。例如作品《婆婆》，描绘的是我的婆婆，我对她非常熟悉，通过形态造型人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人身上那种挺拔的生命力和我对个体自然状态下呈现出的感觉。

好鸟二号（2021年）

我的创作也有部分是以现实中的动物为原型展开的，如《酴醾为枕睡为乡》用了借物喻意的手法，《好鸟二号》同样如此，只是它们表达的意思不同。人与人造物、动物、植物、山、水等多种多样的存在体共存，地球不只属于人，我想人应该有这样的自知。《好鸟二号》中的树枝也似山水意象，而不简单是一根树枝，这就是绘画对我的意义所在。在最近完成的这批作品中，每个人都是有身份和社会属性的，他们中有清华美院的清洁工、课堂上的模特，还有外卖员······这些像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身上的烟火气以及坚韧不屈的品质令我感动。

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都不容易，他们值得被表达。我希望通过这些人像画，透过表层展示人性本身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个体身上闪现的生存意志、时间刻画在脸上的痕迹、具体形态呈现的陌生感以及生命之间的联系，都是我创作的起点。（附图为丁荭作品）

丁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教育联盟专家委员，北京水墨画研究会副会长。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工笔画院、成都现代美术馆、温州美术馆，以及英国、丹麦、意大利等国相关机构和藏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