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画家的画室有斋号，有的无斋号。古代画家的画室皆有斋号，有的画家还题写成匾额，悬挂于画室正面的墙上。这些斋号的来由多缘于一种雅兴或雅好，有的还含着一个故事。比如，沈周的“水云居”、徐渭的“青藤书屋”、朱耷的“驴屋”、吴昌硕的“缶庐”等等。这些斋号，如果常被画家题在画上者，世人皆知；不常题于画上者，则只有自己知道。齐白石一生画室的斋号就像鲁迅的笔名一样有很多，然而其中最常见于画上的是“寄萍堂”和“借山吟馆”。齐白石还有一斋号很特别，叫作“甑屋”。齐白石年幼家贫，可是自己爱好读书画画，祖母常常笑着说：“画画不能煮了吃。”后来长大以卖画为生，渐渐成名，日子宽裕，“煮画”便不成问题，可惜祖母已不在人世了。回顾往事，有感于怀，便用了昔时煮饭用的“甑”字作为斋号。

这斋号里含着多少人生的感叹。

可是，现代画家与古代画家不同，画室不再用斋号。因何？是有意地区别古人，还是现代画家职业化了，画室成了工作间？抑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性情，现代画家不再是文人？这确是应多想一想的问题。在我熟悉的画家中，韩美林的画室最大，几乎像个大厂房。桌上堆着小山状的各种纸张，高高矮矮的颜料罐、墨汁、水罐以及大量的毛笔、钢笔、马克笔，还有一摞摞厚厚的硬皮的手稿本。画室侧面的大墙，上百平方米，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近期新作，靠墙摆着各种新近创作的雕塑与陶艺作品。对于这样一位一旦心血来潮就如脱缰野马一般的艺术家，他需要这样超大的画室。我熟悉的另一位画家——吴冠中的画室却极小。他生前居住在京南方庄一个单元房内，画室最多有十平方米，与我青年时蜗居的斗室差不多。一张小方桌上堆着大盆小碟和水墨丹青，一张比单人床略大的画案上铺着墨迹斑斑的毛毡。然而，他这间小画室与韩美林的大画室却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没有任何装饰，不像传统文人总有些闲情逸致。他们的画室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像一个干活的车间——除去工具就是工作台。吴冠中和韩美林个子都矮，韩美林在画案前放一张扁扁的台子，作画时人站到台子上边；吴冠中则是把画案的四条腿锯下一截，将画案的高度降下来。这样的画室不再是享受的地方，还需要斋号吗？

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由绘画“转战”于文学。画室变为书房，原先的斋号也就弃之不用。直到后来做文化遗产抢救，苦无经费，想起了卖画换钱，便张起“文化自救”的旗帜，重拾旧业，操笔作画，也回到久别又温馨的丹青生活里。每每在画上落款题跋时，总要写个斋号。先前的斋号有些过时，不好再用，应当取个怎样的名字才更适合自己？那时，白天奔波于山川大地与田野之间，探访各处古风古艺，寻觅、搜集、记录、整理，千头万绪，还要组织人马抢救濒危的人文遗产，作画常常在夜间。由于抢救的事过于紧迫，这就更要加紧作画来筹措资金。每到深夜，虽然身子乏了，但只要站在画案前立见精神。然而，做这种事究竟人少力单，常常不被理解，需要自我的振作与激发。这时忽想起明末新安一位才子的斋号——不夜斋，从中获得了灵感，便起了至今依然还在使用的斋号“醒夜轩”。（读者程应峰推荐，附图为冯骥才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