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在唐代前期独立成科，至五代两宋出现了第一个繁盛时期，形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格局，这一格局在明代宫廷花鸟画创作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在明代前期的宫廷绘画中，院体花鸟画最为引人注目，艺术成就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之上，出现了边景昭、林良和吕纪三大名家。

如果说边景昭花鸟画继承了黄筌画派富丽秀雅的风格，林良花鸟画延续了徐熙画派清新洒脱的风格，那么吕纪院体花鸟画则兼容了“黄家富贵”和“徐熙野逸”，并在此基础上自创新格、独成一体。

吕纪院体花鸟画对后世花鸟画的衍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宫廷画家抑或民间画师，也不论职业画家抑或文人画家，莫不从中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

一、时代语境和生平事略

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历经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兴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力日渐强盛。宫廷绘画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占据画坛主导地位，虽不及两宋画院繁盛，但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宫廷花鸟画，繁盛程度堪与两宋画院花鸟画比肩。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朱元璋没有效法宋朝建立专门的皇家画院，仅征召画家“供事内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后，虽曾试图建立正式的皇家画院，但因政务和军务繁忙而没有实施，仅将宫廷画家作了别样的职务安排，或挂职于文华殿、武英殿，或隶属于翰林院、文思院。故而，明代是否存在皇家画院成为画史学者争论的公案。杨伯达曾言：“从实质上、功能上看，认为应当是有画院的，这就是有实无名。”他还说：“仁智殿、武英殿、文华殿都履行着画院的职责，这是有画院之实而无画院之名。”笔者深以为然。譬如，吕纪就曾待诏武英殿并升任锦衣卫指挥，而邱濬在题林良《画鹰图》的诗中也称：“仁智殿前开画院，岁费鹅溪千匹绢。”

虽然明代画院在建制方面不及两宋画院规范，但宫廷花鸟画的创作经过洪武、永乐两朝，至宣德、成化、弘治三朝已然呈现出繁盛局面。这一局面的出现，首先和院体花鸟画自身的艺术特性有关。花鸟画以自然界中的花卉、禽鸟为主要表现对象，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故而创作过程中的禁忌较少。而且，花鸟画较强的观赏性又使之成为明代宫廷绘画中最为称旨的画科，点缀于辉煌殿宇之中的装饰画、节令画、屏风画大多是院体花鸟佳作。其次，宣德、成化、弘治三朝皇帝皆雅好丹青，善于绘制花卉翎毛。宣德帝朱瞻基“万机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盖圣能天纵，一出自然，若化工之于万物，因物赋形，不待矫揉，而各遂生成也”，他是造诣极高的花鸟画家，钟情于院体花鸟画创作，有不少属于院体花鸟画范畴的精品佳作传世。成化帝朱见深和弘治帝朱祐樘的御笔大多以牡丹及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主要题材。

正是宣德、成化、弘治这三朝皇帝的偏好，有力地促进了院体花鸟画的发展，奠定了其在明代前期宫廷绘画中的独特艺术地位。吕纪恰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进入宫廷，并开始系统地研习和创作院体花鸟画的。

吕纪，字廷振，号乐愚（又作乐渔），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生于1440年左右，“风神清雅，留心藻绘，成缀以诗”。曾得到致仕在家的尚宝司少卿袁忠彻（1377—1459）的赏识。袁忠彻善相术，好诗文书画，他的瞻衮堂曾收藏过《清明上河图》。吕纪得袁忠彻资助，安心创作，画艺大进。明宪宗成化年间，吕纪进入宫廷。入宫伊始他就大展才华，杭淮《双溪集》中有诗云：“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落笔天颜生顾盼。”吕纪以出众的才艺成为与边景昭、林良齐名的宫廷画家，曾待诏武英殿，供事仁智殿，入御用监，任传奉、百户、千户、锦衣卫指挥等职。而在明孝宗弘治年间，更得皇帝青睐。画史记载，吕纪生病时，明孝宗极为关切，经常询问其病情，对这位宫廷画师格外关爱。

关于吕纪的卒年，画史学者有两种观点。

单国强在《林良、吕纪生平考略》一文中说，吕纪卒于弘治帝驾崩的1505年之前，享年六十多岁。其依据是徐象梅在《两浙名贤录》中的记载：“比病，（弘治帝）存问络绎，（吕纪）自言曰：‘渥恩难胜，吾其死矣。’果卒。”孔六庆在《继往开来：明代院体花鸟画研究》一书中也持此观点。

而王伯敏在《中国绘画通史》（2008年版）中则指出，吕纪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依然活跃在画坛。书中记载，明武宗即位后，曾召吕纪绘制仁智殿前的双鹊，并询问吕纪家乡风光，吕纪回答道：“村前绕水，飞禽嬉其上，他乡不可见。”明武宗便给了吕纪南归的假期，使他得以回到故乡明州，并游览杭州。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论据，拙文存录以备方家考证。

二、院体工笔形态花鸟画

就艺术风格而言，吕纪院体花鸟画分为院体工笔和水墨粗笔两种形态。

院体工笔形态是吕纪花鸟画的主体，此类作品以孔雀、仙鹤、鸳鸯、锦鸡、雉鸡、黄鹂等色彩绚丽的珍禽为主要表现对象，配以牡丹、芍药、湖石、流泉等，营造出富丽清雅的艺术意境。

吕纪出生地四明（今浙江宁波）和南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相距不远。我们知道，四明的画家深受南宋院体花鸟画的影响，吕纪亦不例外。他在袁忠彻处临摹了大量唐宋绘画，因此继承了唐宋花鸟画精工富丽的风格。

画史有记载：“（吕纪）初学边景昭花鸟，袁忠彻见之，谓出景昭上。馆于家，使临唐宋以来名画，遂入妙品，独步当代。”由此可见，吕纪院体花鸟画的工笔形态形成于入宫之前。明代前期宫廷花鸟画秉承唐宋画风。深得唐宋花鸟画精意的边景昭主导永乐、宣德两朝画坛，其院体花鸟画“承黄筌设色遗绪”，笔法细腻，敷色浓丽，成为吕纪入宫后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也促进了吕纪院体工笔花鸟画的成熟。

较之边景昭院体花鸟画，吕纪工笔形态的院体花鸟画在笔墨、设色、构图和立意上均有创新和改进：用笔更加粗壮有力，设色更加沉着含蓄，造型更加简洁明快，意境有了更多的内涵和意蕴。《无声诗史》评价道：“（吕纪）作禽鸟如凤、鹤、孔雀、鸳鸯之类，俱有法度，设色鲜丽，生气奕奕，‘当时极贵重之’。”由于吕纪笔下的禽鸟栩栩如生，以至于他画在墙壁上的雌鸡曾引来雄鸡依偎，久久不肯离去，而他应诏而作的作品也总能“立意进规”，颇得皇帝的赏识，这使其成为明代开宗创派式的院体花鸟画家。

吕纪传世的院体花鸟画作品有七十多幅，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他散见于辽宁、山东、天津、上海、广东、浙江、江西和江苏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美术学院等处，还有少部分作品流传海外。吕纪传世的花鸟画作品尺幅往往巨大，远超两宋花鸟画家，亦在边景昭之上。譬如《柳荫白鹭图》《榴葵绶鸡图》《柳荫三鸶图》《柳塘禽集图》和《杏花孔雀图》的长度均超过200厘米，而《雪岸双鸿图》《四鹊图》《花卉翎毛图》《雪梅锦鸡图》《梅石狮头鹅图》《秋鹭芙蓉图》和《菊桂山禽图》的长度也超过了190厘米，这些作品极具视觉冲击力，呈现出恢宏气势。

杏花孔雀图

《杏花孔雀图》（绢本设色，纵203.4厘米、横110.6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绘一对孔雀栖息于牡丹花畔、杏花树下，画幅右方署款：吕纪，钤印：四明吕廷振印。画面下方的野草坡地上矗立着一块玲珑剔透的湖石，其旁有一株牡丹盛开，枝繁叶茂，绽放的花朵艳丽娇嫩，未开的蓓蕾蕴含着无限生机。图中绘两只孔雀，一只单脚站立于湖石之上，长尾垂地，正回首欣赏着随风轻轻摇曳的红色牡丹；而另一只则蜷伏于湖石之上，欲啄枝叶，神情安然。画家用极其细腻的笔法绘制出两只孔雀，造型生动逼真，线条严谨工细，敷色晕染细腻，呈现出典型的“黄家富贵”风格。看那繁花盛开的杏树，其主干苍劲古朴、曲直有致，枝干横斜交错、穿插自然，颇具节奏感。粉色的杏花争相怒放，与停栖于枝头的麻雀一起闹出了无限春意。

菊桂山禽图

《菊桂山禽图》（绢本设色，纵192厘米、横107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典型的工笔重彩画作品，描写秋日郊野一景。只见山石土坡之上，桂树挺立，菊花怒放，八哥绶带鸣叫争食于其间。花、叶、鸟采用黄筌笔法，勾写细致，敷色艳丽。尤其山禽的刻画，更是形神兼备，对唱的、鸣叫的、远眺的、争食的，姿态各异，生机盎然。作为衬景的山石树木则用粗笔勾勒，豪放大气，与禽鸟花卉的细腻笔触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出深邃的意境，具有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吕纪曾通过院体花鸟画向皇帝进谏，这是他胜出同时代诸多画家的地方。

《宁波府志》记载：“其在画院，凡应诏承制，多立意进规。孝皇称之曰：‘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焉。’”《鄞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武宗居东宫时，孝宗谓曰：‘吕纪之画，妙夺化机，如《英明听谏》《万年清洁》等图，极关治体，足为传世之宝。’”这些被画史学者津津乐道的轶事，与弘治朝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

明朝初年，皇帝对宫廷画家往往“随其兴而嘉奖或处罪”，有的画家因创作“不称旨”而被杀，有的画家因被谗而革职。《明史》中记载：“（明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可见此时期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故而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的吕纪也能以画代言劝谏皇帝，并得到皇帝的赏识。

虽然我们如今无从得见《英明听谏》和《万年清洁》两图，但可以通过《九鸶图》和《柳荫三鸶图》窥见此类院体花鸟画的意蕴。

九鸶图

《九鸶图》（绢本设色，纵148.5厘米、横82.5厘米，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此图描绘秋日荷塘一隅。只见荷叶摆动，柳叶轻拂，九只洁白的鹭鸶或飞翔、或停栖、或伫立、或觅食、或远望，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九”谐音“久”，为吉数，“鸶”谐音“思”，“九思”语出《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显然，吕纪欲以此图来劝谏皇帝从诸多方面进行施政考量。

柳荫三鸶图

《柳荫三鸶图》（绢本设色，纵219厘米、横107厘米，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画面右侧下方款署“锦衣吕纪”。图绘初春时节的小景，柳树新发嫩芽，树干粗壮有力，柳枝婀娜多姿，一对山雀嬉戏于柳丝低垂处，三只鹭鸶站立于枝干之上，亭亭玉立，洁白如玉，其中两只昂首遥望远处，一只低头梳整胸羽。虽然画面所表现的物象十分简约，却将春天伊始的勃勃生机展露无遗。图中的禽鸟造型准确，勾勒工致，敷色雅丽，真实生动，极具“黄家富贵”意韵；而树木枝干用斧劈皴法绘就，笔墨粗放遒劲。此图多种技法并用且娴熟自如，足见画家绘画技法功底之深厚。

吕纪为人“谨礼法，敦信义”，盖借《柳荫三鸶图》中的三只鹭鸶寓意三思而后行，用谐音象征拟指事物的手法规谏皇帝。正如诗塘中受亭氏题诗云：“不共凡禽高下飞，闲随嫩枝思依依。夜深露净疏翎翮，日暖光浮白雪衣。晴月梦回二岛去，穿云影乱九霄微。铁箫声断秋宵冷，应有仙人忆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