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物画的发展史上，宋代人物画相较于唐代人物画虽然风华日渐式微，然而却别有风趣，尤其风俗人物画是主要亮点。我们都知道，宋代尤其是北宋系文治时代，北宋之初重文轻武业已成为主要的政治生态。在此背景之下，文人的敏捷才思在绘画领域散发出诱人的光彩。受此引导，尚意画风风起云涌，对文人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民间绘画以及以民间题材为表现内容的绘画佳作不断涌现。王居正的《纺车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正史上，王居正没有太多的史料可鉴。他的父亲是北宋画家王拙，大约生活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有史料载录，王居正被招录至汴京参与了皇家宫室的部分营造工程，主要以绘制宫殿壁画为生计，当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间画工，再往后较为翔实的活动轨迹和艺术实践记录便难以查证了。然而，就其传世的《纺车图》而言，是传承有序、了无争议的。此作被认定为王居正的传世真迹，并且是其主要的代表佳作之一。

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王居正的民间画工身份是无疑的。“善画仕女，师周昉，得其闲冶之态”，佐证了王居正扎实的绘画功底和有序的传世技法，以及良好的学识修为。他长期生活在普通老百姓阶层中，笔下的题材也源自民间，这在他的《纺车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居正《纺车图》

《纺车图》在形制的呈现上是一幅手卷（绢本，青绿设色，长约70厘米，高约22厘米），表现的是农村妇女纺线的场景。画面以室外庭院为视角展开，绘老中幼三代四人，以及幼犬、蟾蜍各一只，还有纺车、竹筐、木凳等工具。在构图上，左虚右实，重心偏右以凸显纺车主人——一位中年纺线女，整个画面生动活泼、自然娴静、意境丰满。纵观此件作品，“闲情”是最值得玩味的一点，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表现。

第一，从绘画的传承上看，王居正具备正统“血脉”。他的父亲是一名画家，尽管只是当时所谓的画工，但画技高超，王居正耳濡目染，打下了良好的绘画基础。当读悉其传承周昉时，令人困惑的是他们身份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及审美取向上的本质差异。周昉是唐代人物画的杰出代表，他笔下的人物富丽华贵、丰硕饱满，是典型的“宫廷式”绘画呈现。而王居正作为一个不知名的民间画匠，传承了周昉什么呢？笔者之见，对“美”的不同认知是王居正绘画传承最可贵的表现。周昉“宫廷式”的美，王居正是无法获得的，但他另辟蹊径，在心灵美的探寻中、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进行挖掘，立足生活，以“周昉式”的笔触清晰地展示出来。在充分展示严谨的绘画技法的同时，王居正将周昉“闲冶”的艺术审美情趣内蓄画中，并进行升华，在时空的转换中生成另一种画境，由此，也将北宋农村朴实无华的生活业态用清雅的笔墨绘于画面之上。

第二，从技法驾驭这一点看，王居正驾轻就熟。虽然其传世作品的数量不多，但仅凭《纺车图》这一件作品就足以彰显其在绘画技法上的诸多美质。在人物画的传承上，“形”“神”自然是最珍贵的。“形”的塑造须具备良好的线描功夫。在《纺车图》中，无论是人物形象的描画，还是纺车及纺线的呈现，“春蚕游丝”的笔墨积淀是无可非议的，甚至纺车中蕴含的“兰叶描”也清晰可辨。后世学界、画坛据此蠡测，王居正在早年的绘画技法积累中汲取了东晋顾恺之绘画的众多线描技法，这样的解析和梳理并非无艺理。同时，从“技”的层面延伸，在艺术形象“神”的塑造上，王居正同样显示出非凡的绘画实力。如果与周昉笔下的人物形象相较，《纺车图》中的人物形象既没有娇媚的容颜，也没有华丽的服饰。画中的农家妇女衣着虽朴素，但描画精细，连服饰的衣褶都清晰可见。人物面庞带有的沧桑感画家并未加以掩饰，然而，她们却神情淡然，身上那种苦中作乐的“闲情”似乎告白读者：“安贫乐道”不仅是农家妇女的精神诉求，也是作者期待的生活美景。

第三，在生活的汲取上，王居正表现出超常的智慧。从绘画类别的呈现上，风俗画在当时的北宋画坛并不被看重，对追求生计的王居正而言也非最佳选择。但就绘画载体来说，一个民间画工能用绢素绘制民俗题材，一是说明了王居正当时的生活境况并不很差，甚至还生活得相对滋润；二是说明他从生活困顿到渐入佳境之后依旧铭记曾经的“清贫”，惦记民间农家的疾苦与欢乐，这是一份难得的情感追溯。表现这样的绘画题材，就承担的风险而言，既不现实，也不会赢得以文人画占据主流的文人圈的赞誉。然而，王居正却能坚定地“逆行”，这需要超越常人的智慧支撑。对一名“画工”而言，这非常不易，也尤为可贵。

第四，在境界的内蓄上，此件作品丰满而别致。北宋的农家生活实况究竟怎样，常人无法翔实地表达。而王居正生活在京都，对周围农家的生活是熟悉的，对美好的未来也是十分期待的。人们无法窥测北宋整个农村社会的状况，但作为画者的王居正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表达。这样的表达虽然有理想化、艺术化的因素使然，但就画面而言，境界的塑造是丰满的，也是具有笔致的。此作中的艺术形象，妇孺是主体，这让人不禁遐想：男丁们都在干啥呢？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传承主线的国家，行至北宋分工已经十分清晰了，“男主外，女主内”在王居正笔下表达得相当明确。理想的农家生活，宽敞的院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纺织女即使身处贫困依旧充满对生活的必胜信心。于是，理想的农家：三代人的安然相处，蟾蜍、幼犬与儿童的和乐共生，苍浑壮实的柳树生机盎然，这一切既理想化，又具真实性。王居正用画笔营造出一曲和美的农家歌谣——亲切、自然、悠远。

第五，身份的渐变彰显了“文治”的魅力。我们知道，“文人画”的发展在宋代营造出新的高峰，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思想引领者倡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如果单凭仅有的史料看，王居正似乎与“文人画”无缘，尤其他是画工身份，很难将其归入文人画者一类。然而，王居正的《纺车图》与那些真正具有所谓“文人”身份的画者作品相比，无疑是高贵的，画中透射出的文人气息也非普通文人画家所能实现的。邓椿所言“画者，文之极也”，对照王居正的《纺车图》尤为妥帖。从一名民间画工渐变为“文人画”的创造者，王居正不仅在北宋具有典型意义，在文人画史上也具有非凡的“亲和力”。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北宋“文治”不仅力量显赫，艺术魅力也是无穷的，至少在绘画的表现上是显著的，因而元代赵孟頫对《纺车图》由衷地赞许道：“图虽尺许，而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采飞动，真可谓神品者矣。”如此美誉，凝聚了画界诸家的共识。

第六，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安逸、闲适的理念充盈画面中。“文人画”从滥觞到发展，乃至巅峰，水墨表现是主流，且以“山水居首”。如此看，着色的人物画《纺车图》似乎有着较大的距离。其实，就绘画的艺术呈现和创作来看，王居正并不刻意追求完成文人之画。在对待“美”的理论境界的营造上，他追求的是乐观的生活态度、闲适的艺术理念、闲情的艺术审美情感。如此，才会凝聚成《纺车图》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当“风俗画”发展到一定高度后，人们会清晰地发现，“风雅”已经远远超越了“风俗”，“雅”中之乐、“雅”中之趣业已将“俗”质化并且加以升华。我们或许还会发现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其精神的愉悦、生命本真的情感表达已经充盈画中，凝聚在人们对“闲情”的深度鉴赏之内。从“闲冶”的追寻到“闲情”的内蓄，王居正的探索和实践为风俗画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疆域，为后世孕育出众多独具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力作。从这一意义出发，《纺车图》是成功的，也是极具“伟大”美质的。

从总体上看，王居正的《纺车图》在绘画实践上具有众多值得汲取的优秀品质。然而，于技法之外，最具魅力的还是其“风俗”境界的营造与表达。从“闲冶”到“闲适”，其画内画外所迸发的“闲情”是最具艺术感染力，也是最值得玩味和品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