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工笔花鸟画自唐代前期独立成科以来，曾两度繁荣。第一次是五代两宋时期，随着“徐黄异体”格局的形成和宫廷花鸟画的发展，工笔花鸟画的绘制技法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到了元代，随着墨花墨禽的兴起，笔法细腻、敷色明丽的工笔花鸟画日渐沉寂。然而，明朝建立后，革除蒙元风俗，恢复唐宋制度，工笔花鸟画在明朝初年再度呈现繁荣局面。边景昭的院体花鸟画正是明初花鸟画格局的最佳注脚和诠释，影响极其深远，清代以降直至近现代较有成就的工笔花鸟画家莫不从中汲取艺术营养。

时代语境和生平事略

边景昭，生卒年不详。笔者根据《画史会要》《名画录》及《明宣德实录》等史籍记载并参阅其传世花鸟画作品的款署推知，边景昭在永乐年间进入皇家画院，宣德年间“以罪罢为民”，历经成祖、仁宗和宣宗三朝。作为明朝前期卓有成就的花鸟画家，边景昭及其院体花鸟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和审美理念。

明朝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衰落时期的起点，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发生巨变的重要阶段。政治上，废丞相，设内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以工商业著称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思想上，革除元代制度和风俗，恢复唐宋风貌，确立理学正统地位，“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康熙帝在明孝陵题写“治隆唐宋”，虽然意在称颂明太祖治理下的明王朝堪比唐宋王朝，却也反映了明朝帝王的基本治国思想。

边景昭《四喜图》

“治隆唐宋”的治国思想体现在花鸟画上，就是摒弃元人野逸散漫的画风，追崇唐宋富丽工整的意韵。明太祖朱元璋极为赞赏擅长描绘“犹有上林花似锦，殿阶仙乐凤笙鸣”景象的院体花鸟画，并常在此类画作上题跋，盛赞院体花鸟画的写实精神，如“特写图以像生，岂不快哉”（《题梁师闵〈芦汀密雪图〉》）和“世善丹青者孰能脱像”（《题赵希远〈秋塘野禽图〉》）。明成祖朱棣承袭“治隆唐宋”思想，推崇院体画，致使永乐时期宫廷画院的画家大多追崇唐宋花鸟画的工笔重彩格调，蔚然成风，客观上促进了院体花鸟画的复兴。明宣宗朱瞻基秉承祖父和父亲的审美取向，嗜好书画，“万机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明宣宗是一位造诣极高的花鸟画家，有不少工笔花鸟画佳作传世。他钟情院体花鸟画，使其在宣德年间得以全面复兴，并呈现繁盛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讲，边景昭的花鸟画是明朝初年宫廷画院中两宋院体花鸟画风格兴盛的表现。当时，人们将边景昭的工笔花鸟与蒋子成的道释人物、赵廉的虎并称“禁中三绝”。

边景昭《杏竹春禽图》

边景昭，字文进，关于他的籍贯可谓众说纷纭。有的画史学者认为他是“陇西人”（今甘肃省），依据是边景昭画作上的署款，如《三友百禽图》款书为“永乐癸巳秋七月，陇西边文进写三友百禽图于长安官舍”，《百喜图》题“宣德丁未孟秋陇西边景昭写”，《岁朝图》题“宣德二年春正陇西边文进制”等。有的画史学者认为他是福建沙县人，依据是福建地方志《沙县志》，具体指出边景昭是福建沙县“兴义坊人”。多数学者则采用徐勃在《闽画记》中的说法：“诸画谱皆谓景昭为陇西人，盖边姓旧出陇西，题款或署其故郡，遂至传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定边景昭的籍贯为福建沙县，因祖居陇西，故而在画作之上常自题“陇西人”。

边景昭《雪梅双鹤图》

洪武十八年（1385）后，边景昭到荆州（今属湖北省江陵县）投奔湘王朱柏，得到湘王赏识。后来建文帝因为有人密告朱柏谋反，“帝遣使即讯，柏惧，无以自明，阖宫焚死”。边景昭十分感念湘王曾经的礼遇，常在自己的画作上题署“湘府殿赐”。明成祖即位后，多次诏命廷臣荐举文学才艺之士，“冀得人为用”，边景昭受人举荐被召入京师成为宫廷画师并授武英殿待诏，后又授翰林待诏。在画院期间，他和时任皇帝侍读的翰林大学士、《永乐大典》主编解缙关系极好。边景昭回家探亲时，解缙曾以诗相赠。宣德元年（1426），边景昭因为受贿举荐陆悦、刘圭而被革去冠带，削职为民。《明宣德实录》记载：“（宣德元年十二月）上召文进诘之曰：‘尔以小艺得官，敢持恩贪纵。’文进叩头服罪。时文进年七十余，上以其老，不可加刑，遂革其冠带，令为民。”宣德十年，年逾八十的边景昭又被召入京师，供奉宫廷画院。晚年随长子边楚芳返回故里，并在家乡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