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的女性在丰收年（上）

显然，劳动是为了丰收的期盼，劳动的最终结果则是如愿的丰收。而新中国美术创作中表现丰收就是对新社会的歌颂，就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因此，在新中国美术创作中，“丰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这一来源于延安美术传统的题材，早在1939年古元在延安创作的《鲁艺秋收》（版画），以及于1947年创作的《秋收》（版画）中就有表现。尽管“丰收”题材在战争时期的诸多美术创作中不是重要的题材，可是，到了新中国时期则成为歌颂新中国的主要内容。

女性题材与丰收内容的结合不仅拓展了主题的表现，而且增加了可以叙述的内容，表达了农业社会中人民的企盼，这在为大众服务的社会需求中更加被大众所喜爱，因为其生活化和理想化是一种“喜闻乐见”。所以，这一题材的绘画创作以金黄的色调贯穿了近70年美术发展史的全过程。

1953年，王盛烈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年画）的画面中展开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生产丰收的盛景。晒场上既有拖拉机，又有脱粒机，而相应的农业文明中的收获方式也并存于画面中，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理想化的丰收景象，而妇女在其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时候的画面中已经有了劳动的妇女，她们和男人一样抬着沉重的麻袋，男女平等在画中得到了体现。同一年，詹建俊在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的毕业创作《好庄稼》（年画）中，表现了丰收的田头5名劳动妇女一边劳动一边向老农学习的情景，这是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的表现丰收的场景。这两幅都是较早表现当时农业丰收的作品。

应野平《丰收稻谷满仓堆》

1958年是一个特别的“丰收”之年，因此，这一年美术创作的“丰收”也超乎想象，关于“丰收”主题的创作更是五花八门。这一年，从旧社会走过来的67岁的国画家贺天健创作了表现丰收的《大有年》（中国画）和《丰年歌到处唱着》（中国画），这是改造传统中国画的具体成果。画面中所表现的参加劳动的人民公社女社员以及丰收的景象，虽然是以传统文人画的笔法来表现新时代的新题材，但生涩的处理显露出了“勉为其难”。但可以说明的是，“丰收”题材为那一代老画家提供了跟随时代前行的一种可能，这也表现了这一题材在那个时代中的特别意义。上海画家应野平创作的《丰收稻谷满仓堆》（中国画）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而且在表现“丰收”题材的创作中显现出了独特性。此幅画作没有出现打谷场上丰收的“欢声笑语”，也没有打谷场的宏大景象，只有占据画面大半的如小山般的谷堆显现出了“丰收”，这如同传统中国画处理中的“空白”之效果。两位女社员在谷堆顶上劳作，前面一位穿红衣的女子像名干部，正将筐内的谷子倒出；后面一位女子着白色的江南中式女装，正扛着盛满谷子的箩筐走向谷堆顶部。虽然画面简单，可是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生动地表现出女性在劳动时的干劲儿和热情。

魏紫熙《丰收图》

绘画中表现丰收的场面通常是将画面定格在打谷场上。如吴夔的《跃进之夜》（1958年，中国画），幽幽月色下汽灯照亮打谷场，作者将劳动和丰收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了女性题材的表现空间，而这与现实生活的相符合，是画家体验生活得来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打谷场基本上都是在忙着脱粒，在人物造型多种姿态的交杂中表现出这是一个忙碌的夜晚，而所谓的“跃进”则点明了时代主题中的基本旋律。同样是在打谷场上，魏紫熙的《丰收图》（1959年，中国画），也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劳动来呈现“丰收”的，女社员在高高的稻堆前装筐、过秤……前景中的女社员姿态优美，其造型的准确表现出了画家深厚的功力。人物组合关系上的相互顾盼，构成了一个自然生动的劳动场景。

叶浅予《秦川麦收》

为了那个时代所需的“丰收”，很多画家上山下乡体验生活，获得了许多来自基层的画稿，因此，也就有了丰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当脱离打谷场，割麦、割稻等劳动往往也是画家选题的常规角度，而画面中的镰刀作为基本工具也像道具那样表现出了劳动的基本内容。所以，直接表现收获，或表现与收获相关的劳动，就成为“丰收”主题表现的另一种形式。赵望云于1959年创作的《陕北秋收写景》（中国画），表现的是八百里秦川上的秋收。几乎是同一时间，赵望云把视线拉近，创作出《秋收图轴》（中国画）。画面中的女青年手挽装有玉米棒的篮子，右侧是戴红领巾的女孩，左边是更小一点儿的学龄前儿童，她们都提着装有玉米的篮子，一起走向打谷场。而远处打谷场上的妇女正在剥玉米，前后的大树上挂满了晾晒的玉米。叶浅予的《秦川麦收》（1962年，中国画）和李百钧的《芒种时节》（1964年，年画）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呈现具体的劳动过程，均是那一时期以女性为主体的表现丰收的画面。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主题的表现中最为著名的是李焕民的套色木刻《初踏黄金路》。

1956年10月至1957年2月，李焕民去西藏，在那里生活了5个月。当他看到藏族人在房顶上扬青稞，不禁深深地被吸引，还记录下了这一美好的瞬间。1957年，李焕民创作了表现藏族妇女劳动的套色木刻《扬青稞》，受到了社会广泛好评，此作参加在苏联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还被刊登在苏联的《造型艺术》杂志上。

1963年，李焕民继续以藏族妇女劳动为题材创作了套色木刻《初踏黄金路》。该作在金黄色色调的笼罩下，近景绘两位牵着满载青稞的牦牛行走在丰收地里的藏族女子，其生动自然的造型充满了幸福喜悦之情。该画反映了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以后，昔日的农奴女儿成为今日自由的农民，而秋天的丰收所显现的吉祥画面正是对新社会的歌颂。她们走过的“黄金路”，如李焕民所说：“那已经不只是一条自然的路，那是一条历史之路，是翻身农奴们的解放大道。”

在“丰收”主题下表现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重要作品还有朱乃正1963年创作的《金色的季节》（油画），这幅画是一首表现丰收的交响曲，是朱乃正1959年3月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至青海省文联工作之后的爆发之作。画面表现正在扬青稞的藏族女性，她们一正一背的造型组合在画面上顶天立地，而地平线被压至极限，从而更加突出了主体人物。在金黄色的背景衬托下，通过具体的劳动表现出了丰收的意蕴，同时也成为浓重的人物色彩之背景，因此，厚重的藏袍尽管在风的吹动下显现出了一丝飘逸之感，但是，画家在处理衣服的节奏感中仍然表现出了属于藏族人民服饰的特殊质感。《金色的季节》标志着中国油画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高度。因为，在脱离了革命历史画支撑之后，油画的艺术语言走向独立性的发展道路，朱乃正在前辈们的基础上表现出了时代的突破。所以，该作品的形式感在一个题材内容超过形式语言的时代里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