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性，主张通过这种方式，口头地、书面地或以任何其他形式表达思想的实实在在的活动。思想的照实记录，不得由理智进行任何监核，亦无任何美学或伦理学的考虑渗入。哲学背景：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信仰超级现实，这种现实即迄今遭到忽视的某些联想的形式。同时也是信仰梦境的无穷威力，和思想能够不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种种变幻。它趋于最终地摧毁一切其他的精神学结构，并取而代之，以解决人生的主要问题。”

　　在1924年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安德烈布雷东（Andr’eBreton）对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作了上述定义。布雷东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旗手，他提出的“超现实主义”一词来自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的剧本《蒂蕾丝娅的乳房》。该词表达了布雷东及其追随者在这场文艺运动中的追求，那就是超自然的、无意识、无理性的精神自由。

　　弗洛依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学说揭示了沉睡于人们心底、不被人们的意识所触及，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所谓无意识和潜意识。根据弗洛依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潜意识的一种最直接表现形式，是本能在完全不受理性控制下的一种发泄，它剥露了人的灵魂深处秘而不宣的本质。而艺术创作也如同梦幻一般，是潜意识的表现和象征。以此为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强调梦幻的万能。他们认为，梦幻能显示“生命永恒”的“彼岸”，只有用梦幻纠正现实，改变现实，才能推倒通往“彼岸”的墙，达到神妙的超现实的境界。

　　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可推那位被归为“形而上”派的画家基里柯。他的作品创造了现代艺术中最令人心动又最令人不安的梦幻景象：广场、拱门、楼宇、寒月，运家具的空车、玩铁环的女孩，所有的一切仿佛舞台布景般凝固在死寂的光线中。这些偶然而荒诞的内容令人不安。然而，形象之间这种奇怪的冲突及清澈的气息又让人感到一种神奇而特别的魅力。他画中的那种宛如舞台的、平坦的地面，后来成为许多超现实主义绘画的“标准空间”。这是一块中性的地方，在这里，互不相容的东西相遇在清澈的光线下，一如那位名叫洛特雷阿蒙的作家所言，“像一台缝纫机和一把阳伞在手术台上偶然相遇那样地美。”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全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梦幻效果。他们的美学信条是布雷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提出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总是美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都是美的，只有不可思议的东西才是美的。”“美可能使人震惊，也可能不使人震惊。”这样，达利带来的那种荒诞不经的梦的世界确乎十分地美——挂在树上的软表、被肢解了的躯体、可怕背景上的骷髅骨架，等等。那种通过可以识别的变形形象营造出的梦魇般的场景，看起来既精细逼真，又遥远陌生。这种风格被称为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NaturalisticSurrealism），其代表画家除达利外，还有马格利特等人。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被称为有机的超现实主义（OrganicSurrealism），以米罗为代表，追求幻想的、与生命力相关的抽象画面。

　　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于1925年在巴黎举办，翌年举办了第二次。此后，在巴黎、哥本哈根和特纳里夫、伦敦、纽约等地有过多次重要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该运动的蓬勃状态，不过由于其成员分散到了世界各地，战争倒也间接地扩大了它的国际影响。战后，在巴黎、纽约等地先后举办了国际性展览会。除了组织各种活动外，超现实主义团体还充分运用杂志、报刊等媒体及传单、小册子等手法来传播其观念。1966年9月28日，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布雷东去世，这使团体失去了极其重要的凝聚力量。1969年10月4日，许斯特在《世界报》发表最后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第四章》，指出“超现实主义运动已经没有任何内部的一致，我的一些朋友和我本人于二月份决定将它放弃，它和我们再也没有关系。”曾经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至此结束。不过，其影响力绝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运动对20世纪美学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L．H．O．O．Q．》，马塞尔杜尚作，1919年，用铅笔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复制品上加胡须，19x12．7厘米，纽约，玛丽西斯勒夫人藏。

　　在具体阐述超现实主义艺术之前，有必要对达达（Dada）运动作一扼要梳理，因为这二者之间的联系确实十分紧密。可以说，达达在精神上和艺术手法上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达达，超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可能发展。

　　达达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这场席卷欧洲的战争中，瑞士因其中立国之态而成为最佳避难所，接纳了众多逃避战火的文化、思想界青年。1916年2月，在瑞士苏黎士的“伏尔泰酒店”举办了一场音乐、戏剧、诗朗诵及造型艺术展并行的独特晚会。晚会上，一把裁纸刀在一本法德辞典中碰巧点中的名词“达达（法语中原意为玩具小木马）”成为他们一切活动的代名词。达达，这个被玩世不恭地找出来的偶得之词很快便声名远扬——它成为这场与破坏、疯狂、虚无主义、愤世疾俗密切相关的运动的标签。

　　战争使人们在思想上和情感上产生更多共鸣，因而几乎是同时，达达运动还在纽约、巴黎等地出现。在美国纽约，达达的风云人物是杜尚和毕卡比亚；在德国柏林，达达的核心是胡尔森贝克；而在巴黎，达达则以文学界力量为主，它的主力是阿拉贡、布雷东等人。此外，达达运动还在科隆、汉诺威等地发生。达达的范围扩及世界各国，然而其组织却是一盘散沙。一如那些不胜枚举的宣言，达达展示的是杂乱无章和惊世骇俗。总体上说，它是从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出发，以各种讽刺手法甚至恶作剧形式对一切艺术形式的挑战和攻击。它产生于混乱，又致力于创造混乱。在破坏一切的同时，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打破现成品与艺术品、创造者与欣赏者、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从1922年起，达达派的内部分歧变得日益明显。1923年，达达宣告解体，应验了他们自己所述的预言，“达达派也要消灭自己”。

　　在达达派的众多组织中，纽约达达因马塞尔杜尚（MarcelDuchamp）的存在而显得令人瞩目。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布兰维尔的一个温馨家庭，兄妹六人中有四人致力于视觉艺术。他早年曾做过图书管理员，接受过短期绘画训练。从1906年离开军队至1912年，他尝试过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等各种风格。1912年他因其作品《正在下楼梯的Luo女》而一举成名，并因此带来订画要求。不过杜尚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不，谢谢，我更喜欢自由。”1915年，他来到纽约，和毕卡比亚一起成为纽约达达的精英。事实上，早在达达名称出现以前，杜尚就表现出明显的达达精神。他的作品总是独特、大胆、充满狂想。他用锡片、铅丝、油彩、粉末等非传统材料和全新技法进行创作，还用自行车轮、铁锹、梳子等现成品做成雕塑，甚至让现成品直接成为作品。他把署有RMutt之名的小便器送至1917年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题名为《泉》。这种标新立异让人有种玩笑开过了头的感觉，它遭到了以前卫自诩的组委会气急败坏的拒绝。

　　与《泉》一样著名的恶作剧是他1919年回法国后所搞的若干幅“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达芬奇那件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彩色复制品上，他用铅笔给这位美人加上了式样不同的小胡子。于是，美人的神秘微笑立即消失殆尽，画面一下子变得稀奇古怪、荒诞不经。《L．H．O．O．Q》是这批“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中最为有名的一幅。L．H．O．O．Q是法语elleaehaudaucul的快读谐音，暗喻画面形象是淫荡污浊的。在这里，杜尚将达芬奇的经典名作当作公然嘲讽的对象，展示了他真正渺视传统、无视约束的品性。他把反艺术推向了极致，给后继的艺术运动以新的启迪。

　　对于超现实主义者而言，杜尚是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他的“姿态亦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义……表现了先于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超现实主义者几乎没有超越出这种思想。”达达开拓的新的视觉艺术领域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最为直接的根源。

　　《错误的镜子》，雷尼马格里特作，1928年，布上油画，54x8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雷尼马格里特（ReneMagritte，1898—1967）是超现实主义画派中的重要一员。他生于比利时，曾就学于布鲁塞尔美术学院，探索过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艺术风格。后加入超现实主义画派，创作出一批离奇的幻觉画面，如燃烧的石头、有裂缝的木质天空、鞋和脚的奇妙关系、珍珠里的女人面孔、瞪着一只人眼的火腿片……他早期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往往将互不相关的事物奇怪地并置在一起，让人想起十几年前基里柯的试验。而后他又致力探索事物本身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将不同的东西以某种奇妙的过渡联系在一起，如由脚往鞋的变化。他还用名画去尝试变体，把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大卫所作的《雷卡米埃夫人像》中的人物更替为棺材。
　　《错误的镜子》作于1928年，描绘了一只人的眼睛，及投射在这只眼睛视网膜上的蓝天白云。在马格里特看来，人的眼睛只是一面错误的镜子，因为它所得到的只是自然的幻影，而不是自然本身。世界上没有眼睛看得见的“真实”，因此绘画的“真实”只是图解了人眼睛的幻觉而已。这真是一个让人颇觉怪诞的理论。在马格里特作品中，梦幻的感觉并不由于变形和歪曲，而是由于不可思议的奇怪并置所产生的冲突。事实上，超现实主义者所追求的那种“痉挛性的美”就隐藏在那种精密真实的场景的表皮之下。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恩斯特作，1924年，板、木制构造物的拼贴、油彩，46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马克斯恩斯特（MaxErnst，1891—1976）是德国画家和雕刻家，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科隆附近的布鲁尔，卒于法国。他的艺术道路是靠自学走出来的。凡高、麦克、康定斯基、毕加索、基里柯等人的艺术给了他很大影响。后来，他结识了阿尔普，创建科隆达达派，是重要的达达派画家。1924年，他在巴黎与其他人合作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画派。

　　恩斯特于1925年发明了拓印法（Frottage），即用名墨棒的纸在有纹理的表面摩擦，拓出木头纹路、布纱经纬、树叶脉络等各种图案。他认为这能够将创作者的主动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因而是“以‘自动写作’一名为人所知的那种东西的真正等同者”。在《超越绘画》一书中，他这样描述，“我兴奋地盯着地板上经过成千次擦洗后挖出的条条沟沟，一种着魔似的感觉打动了我。之后，我决定研究这着魔感觉的象征意义，并且为了帮助我的沉思默想和创造幻觉的能力，我在木板上面随意放上印上石墨的纸片，作为一组素描。细心凝视这样作成的素描……我为我的视觉能力的突然变化和一个叠一个交搭形成的矛盾形象的一连串幻象所震惊。”除拓印外，他还使用移画印花法，即在未干的画布上摩擦，使颜料在另一平面上形成粗糙纹理，籍此方法，艺术家摆脱理性控制，把偶得的纹样自由地加以组合，从而获得价值独特的作品。这种作品造型奇特模糊，富于视觉吸引力。

　　《被夜莺吓着了的两个孩子》作于1924年，是木板拼贴与油画的结合体。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它是令人费解的。我们看到，木头拼贴而成的房子及栅栏分别越出了左右画框。田野、天空和远处的建筑构成了一个看上去十分美好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门铃被夸张得那么大，但手却始终够不着它。夜莺会带来美妙歌声，却吓着了两个孩子。显然，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无法解释，这是一个一反常态的梦幻世界。也许，它还暗喻了艺术家年幼时的经历：他的小妹妹出生了，恰恰他的宠物小鹦鹉死了。过去的这种魔幻感与现在的某种无意识相结合，使作品抹上了奇异的感觉。

　　恩斯特于1938年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后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雕塑上，创造了很多出色的雕塑作品。

　　《记忆的永恒》，达利作，1931年，布上油画，24x33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毕加索，萨尔瓦多达利也许是最为知名的二十世纪画家。”这是道恩艾兹（英）在他所著的《达利》一书中的开场白。确实，在超现实主义画派中，达利（SalvadorDali，1904—1989）比其他画家更加声名显赫，或者可以说“臭名昭著”——这不仅仅因为他的那些想象力丰富得令人震惊的画面，更因为他那古怪得让人侧目的形象和行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天才，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自我宣传的角度。他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和疯子的区别在于他不发疯。他精心侍弄他的小胡子，使之成为其身体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在画布上“做梦”，表现性、战争、死亡等非理性主题。他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装腔作势地进行各种活动……总之，这个西班牙人的言行举止连同他的艺术，已共同构成了超现实主义的特别景观。

　　达利1904年5月11日生于加泰罗尼亚，曾就学于马德里的圣费尔南多学院，不过分别在1923年和1926年两度被逐出校门。他曾经专门学习过学院派方法，并对立体派、未来派等作过尝试探索。1927年他完成了第一幅超现实义油画《蜜比血甜》，并于1929年夏天正式加入超现实主义阵营。达利称得上是一名天生的超现实义者，他的绘画是细致逼真与荒诞离奇的奇怪混合体。他声称，“我在绘画方面的全部抱负，就是要以不容反驳的最大程度的精确性，使具体的非理性形象物质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设计了一种新创作方法，即所谓的“偏执狂批判活动”，从而把幻觉形象从潜意识中诱发出来。他的画从局部看，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细腻的，但从总体上看，它们全然没有视觉逻辑的条理性，因而只会带给人们梦魇之感。过份的透视感和摄影般的清晰度则对这种梦幻性作了进一步强化。这些作品被达利自称为“手工制作的梦境照相”。达利深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性心理学影响，他的画中常常使用象征手法对弗洛依德的观点作出图解。如既似瓶罐又似女人头像的变形，来源于弗洛依德关于容器象征和女性共同性的观点。弗洛依德曾借着心理分析去观察达利的那双眼睛，他说，“这双西班牙人的眼睛既真诚又狂热。”

　　《记忆的永恒》作于1931年，它受到弗洛依德的启迪，表现了一个错乱的梦幻世界。我们看到，清晰的物体无序地散落在画面上。那湿面饼般软塌塌的钟表尤其令人过目难忘。无限深远的背景，给人以虚幻冷寂，怅然若失之感。达利的绘画往往是支璃破碎的，充分展示了无意识的梦幻场景。但实际上，这些看似偶得的幻觉形象，必定经过了画家相当的努力；而看似无意识的画面，必定是有意识计划的结果，甚至是惨淡经营的结果。《记忆的永恒》也不例外。弗洛依德曾这样对达利说，“你的艺术当中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

　　《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达利作，1944年，布上油画，51x44厘米，私人收藏。

　　1927年，达利与超现实主义诗人艾吕雅的妻子加拉相识。尽管加拉比达利年长10岁，两人仍倾心相爱并很快走到了一起。从此，加拉成为达利的伴侣和守护神，也是他的模特儿和艺术灵感之泉。《由飞舞的蜜蜂引起的梦》描绘的是加拉的一个梦境，一个由于蜜蜂的蜇刺而引起的荒诞离奇的梦。画面上，Luo体的加拉悬浮在一块礁石上休憩，而礁石则漂浮在海面上。在加拉身旁，一只红色石榴飘浮在礁石边，一只小蜜蜂正专心致至地围绕着石榴“工作”。加拉的左上方，大石榴裂开了口，裂口中窜出一条大鱼，鱼夸张的大嘴中又跃出两条斑斓猛虎，张牙舞爪地扑向加拉柔软的躯体。猛虎前面，一把枪直指加拉，尖尖的刺刀头点在加拉的臂膀上，引起蜂蛰般的疼痛。远处，一只大象驮着尖顶方塔，迈着被极度拉长的竹杆般的四条腿走在海面上。这样的大象，我们在他1946年的《圣安东尼奥的诱惑》中又一次看到。一场由绕石榴飞舞的蜜蜂而引起的梦就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它的颜色清澈明亮，形象逼真写实，但却毫无逻辑性可言。这一切象征什么？对这样一幅画中的石榴、蜜蜂、老虎、大象、大海……可以赋予它几种甚至上百种意义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有深刻和浓厚的色情含义。

　　达利不仅画画，还从事雕塑、电影拍摄、写作、设计等工作。他曾与他人合作完成电影《一条安达鲁犬》、《黄金时代》，撰写《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一个天才的日记》，为芭蕾舞设计布景、服装，设计珠宝“皇家之心”、“时间之眼”，还有著名的“螯虾电话”等。经他手的每件作品，无一例外地留有超现实主义的梦幻痕迹。1982年，加拉去世后，他把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西班牙政府，建立了“加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1989年1月23日，达利离世，被安葬在他自己设计和装饰的剧场博物馆内。达利，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功成名就和荒诞不经，时至今日，它依然如此。

　　《人投鸟一石子》，米罗作，1926年，布上油画，73．7x92．1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胡安米罗（JoanMiro，1893—1983）的艺术代表了超现实主义的另一种风格，即有机的超现实主义。与达利的艺术不同，米罗的作品是令人愉快的。其画面洋溢着自由天真的气息，往往人见人爱。

　　米罗生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907年开始学习艺术，曾在巴塞罗那市的几所美术学校学习。他早年接触过许多前卫艺术家，如凡高、马蒂斯、毕加索、卢梭等人的作品，也尝试过野兽派、立体派、达达派的表现手法。在接受了各种可能的影响之后，他逐步探索出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形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艺术风格。当然，这成功还得益于他家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艺术传统。米罗的艺术是自由而抒情的。他的画中往往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形，而只有一些线条、一些形的胚胎、一些类似于儿童涂鸦期的偶得形状。颜色非常简单，红、黄、绿、蓝、黑、白，在画面上被平涂成一个个的色块。看起来，这些画自由、轻快、无拘无束。但是，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漫不经心一蹴而就的，那你就错了。它们其实是艺术家自由幻想和深思熟虑相结合的结果。正如米罗自己所述，“当我画时，画在我的笔下会开始自述，或者暗示自己，在我工作时，形式变成了一个女人或一只鸟儿的符号……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的，潜意识的。”但是，“第二阶段则是小心盘算。”因此，尽管米罗的画天真单纯，仿佛出自儿童之手，但它们绝没有儿童画的稚拙感，它们是缜密思考后的流畅活泼。

　　《人投鸟一石子》作于1926年。画面看上去很简单：蓝和黄把画面分割开来，画的右前方立着由软绵绵的曲线构成的形状奇特的人左后方则是一只鸟，石子在画面留下了它运动的轨迹。黄色沙滩隐喻了乳房和性器官，这是画家对情欲——生命原动力的幽默赞美。

　　米罗不仅是位画家，也是舞台美术设计者，他曾与恩斯特一起为迪亚吉列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设计布景和服装，也为马西纳的芭蕾舞《孩子游戏》作舞美设计。他还创作版画、雕塑和陶器。1982年，他为巴塞罗那世界杯足球赛设计的吉祥物小橘人，至今令许多人难忘。

　　米罗是个生性内向的人，他无声无息地生活和工作，却极其迅速地名扬天下，这足以证明其艺术的魅力多么巨大。他的艺术，阿波利奈尔说，来自“持续的努力，不断地尝试，系统地表现他所期望加以系统表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