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估量民族音乐的现状？

      最近见一篇文章纵论中国音乐现状，作者不无牢骚地说，流行音乐是占据了市场，严肃音乐现在也算是火爆起来了。但民族音乐却受到了不该有的冷遇。

      作者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对于现状的评估却略为悲观了一点。事实上，有一些迹象说明：面对学者们所说的“世纪末转型”，中国有很多音乐工作者已经开始了对民族民间音乐发展问题很严肃的思考，也开始了很多务实的行动。就涉及民族音乐的创作来说，我们在实践领域已经见到了《阿姐鼓》的成功，在今年或者晚些时候，类似于《阿姐鼓》式的一批唱片将推向市场。其中就我所知的有以苏武牧羊为题的一张、三宝创作的以蒙古民间音乐为素材的一张、江苏音像出版社也正在制作以瑶族音乐为素材的一张，而民族吹奏乐演奏家张维良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李西安、高为杰等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另一种风格的新民族音乐样式的探索和试验。这些唱片与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某一民族的音乐为资源，运用现代作曲技法（无论是“严肃”的还是“流行”的）并加以“发烧”级的制作。在另一方面，在旅居海外的青年作曲家谭盾、瞿小松、周龙、陈怡、陈其钢、国内作曲家如郭文景、张小夫等人多年来的创作中，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文化底蕴一直是他们探索实践的主流。而在大众传播领域，除了流行音乐创作群体在十多年的创作中一直探寻新民谣、新民歌的创作之外，去年更有了北京记者李亚榕自费为陕北民歌手贺玉堂拍摄MTV并在今年在社会赞助下继续制作推出各地民歌手的作品的举动。自然，还有大量的按比较常规的手法创作的作品也在不断问世。

      在舆论领域，今年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音乐生活报》上开展的对于“中国民族声乐千人一腔、众人一调”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实际上集中在以金铁林教授为代表的学院派民族声乐学派独领风骚的现状上。但至今为止，讨论似乎还没有太多的专业音乐学家全面参与。而另一个不大见于报刊上的焦点则是民族音乐界内部多年来对于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方向的讨论。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仿西洋管弦乐队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得失，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交响性探索以及民族管弦乐器的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并成为不久前在香港召开的“中乐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主题。

      因此，在估量民族音乐文化在中国的现状的时候，不但要看到它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内忧与外患，也必须同时考虑到以上这些积极的思考与行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对民族音乐在中国今后的发展有合乎实际的判断并采取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

二、民族的与世界的

      提到民族音乐的发展，我们必然要重提“民族的与世界的”这个已经缠绕了中国音乐界的重大理论话题。而这个话题本身研讨的进程不仅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过程的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
提到这个话题，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这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正象很多其他的名言一样，它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在这一论断本身的实质，而更多地取决于他人的“解读”方向和方式。所以，也许对此问题的再度讨论我们应该是从实践出发，而不仅是从“话语”到“话语”的推演。

      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在本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命运转折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现代化进程。或者更实际地说，就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伴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国后，中国本土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就开始了步入现代化、经历一系列失落、嫁接、拼贴、融合、再生、发展、分化、变异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看到的主流是“世界化”。中国的民族声乐被纳入了“美声”化，即科学化的轨道上，中国的民族器乐被纳入了西方古典作曲法则的系统之中，中国的创作思维被纳入了“交响化”的西方音乐思维。反过来，我们“化世界”的尝试则相应地处于边缘位置，很多被归纳入“新潮”作曲家行列的作曲家的作品尽管他们自己常常是惊奇地发现所谓“现代”的很多作曲技法－－包括流行音乐、摇滚乐－－实际上在中国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中早已存在，并为此作出了大胆的尝试，但他们在舆论上或者被误解为仅仅是“勇于开拓”的一群，或者被批判为“怪胎”和“孽种”。

      事实上，很多年以前，恰恰是西方的音乐学者和人类社会学家们已经发现 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非但给世界各民族民间文化、最终也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它在世界局势发展变化了的今天也已经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在实践中，这种认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作者包括音乐工作者的共识。“世界音乐”潮流在近年来的兴起正是实践上的例证。

      因此，对于“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命题也许用“越反映民族精神并越具有世界化通感的表达形式的艺术越是世界的”这样一个判断来描述更准确一点。

      简单化地理解“越是民族的”非常容易导致我们已经看到的失误，那就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似乎从地下刨出了编钟，中国的民族音乐就已经“越是世界的”了。不仅如此，这种理解还导致对“弘扬”的误解，“原汁原味”变成了一种标准，而丝毫不考虑任何民族民间的音乐本身是一条永远流动的河的事实。

      而简单地追求“世界”化也导致了另一个方向上的失误，也就是一切向西洋看齐，从乐队编制到演唱方法，从曲式到乐器改革，甚至是审美观念。于是也就无怪乎会出现有的歌手要创造“国际和声”以及有人要创造“汉藏和声”这样的概念。而以上两种做法共同的问题是都在实践中忘掉了“民族”，失落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文化的独有价值。

      民族精神的守望只能以继承中不断发展创造为前提，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具有精华和糟粕，而且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寓于创造之中。

      而在另一面，在人类社会进入到后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在封闭状态下自行发展，因此，在坚持民族精神的同时，文化的发展必须具备“化世界”的能力而不是“世界化”。后者意味着在文化弱势情况下的自我失落，前者则可以在开放的系统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有序化并释放积极有益的能量给世界。

      因此，中国的民族音乐不能靠全面的西化求得世界认同，也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它需要我们重新去挖掘、整理和认识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资源，同时找到能够与今天的大众乃至他民族人民之间的话语表达方式。只有在这种努力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才能够以其极其丰厚的底蕴和强烈的时代信息能量向前发展并澄清自己的性格和形象。

三、探讨与实践

      正如前文所说，当我们估量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现状的时候，必须对理论到操作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价，才能为今后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所以，在目前，音乐理论界首先应当面对现实的需要、面对实践的需要开展积极的探讨。这种探讨不仅应有严谨的、书斋式的纯理论研究，也应当表现在吸引大众参与的大众传媒中；不仅要在音乐界内部恢复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研讨空气，还应该引入其他学术领域例如人类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开展积极的对话。并且应当有效地打破创作与理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界限，并从中建立适应于现实需要的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于相对独立中又相互合作的新模式。

      实践领域的任务则更为繁重，任何艺术创意或者任何理论的正确与否都只能通过创作、制作和传播这些操作结果的检验。而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创作。没有能够征服听众的作品或没有市场运行可能的操作都无法在目前的情况下获得生机。这就首先需要创作者能够在充分挖掘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基础上产生具有时代特点和时代性格的新创意。特别在当前民族音乐市场占有率较小的情况下，“主题先行”具有特定的必要性。同时，民族音乐的发展除了需要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支持外，还必须设法获得唱片工业和大众传媒的支持，前者将提供必要的投资，后者则保证传播和投资的获益。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将会对民族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位置，民族音乐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比重、民族音乐在创作和表演形式上的创新、民族音乐的多样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