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后，与其师生情深的丰子恺受到了很大刺Ji，一度试图割断尘缘去追随老师，但弘一法师告诫他，出家也有出家的烦恼，大可不必如此。丰子恺只得作罢。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眼前的腥风血雨让丰子恺深感苦闷彷徨，找不到前进的道路。这一年，弘一法师碰巧云游到上海，住在了丰子恺家。两月相处下来，丰子恺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向佛之心，终于拜弘一为师，皈依佛门，做了居士。

        弘一法师长年云游四方，弘扬佛法，对佛法中的戒杀之律更是感触颇深。等到丰子恺皈依佛门后，弘一法师便与其商量合作一本《护生画集》，由丰子恺作画，自己配诗，“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为宗趣”，规劝人们戒杀护生、慈悲为怀。起初，画册模仿《二十四孝图》的形式，仅有画作24幅，准备出版时，有人提议应当增加画幅数量。时已近1930年，丰子恺想到那时的弘一法师正好50岁，何不画成50幅出版，以祝贺法师的生日？丰子恺把   这个想法告诉了弘一法师，法师也极为赞成。就这样，由马一浮作序、1929年出版的第一册《护生画集》就收入画作50幅。

       《护生画集》看起来是要人们关爱动物，不要伤及它们的生命，实际上是宣扬“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虫鱼只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第一册发行后，深受人们欢迎，先后共印刷二十余万册。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丰子恺不愿留在敌占区做亡国奴，一路颠沛流离，先后驻足桂林、重庆等地，教书谋生。不过，无论生活怎样艰险，丰子恺始终没有忘记要在老师60岁时再出一册《护生画集》。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60幅作品绘制完毕，寄给远在泉州开元寺的弘一法师，由法师配上诗文在1940年出版。对此，弘一法师感到十分欣慰，并希望丰子恺能将这件事长期做下去。他在给丰子恺的信中写道：“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100岁时，作第六集，共100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读完法师的来信，丰子恺深为法师的看重而感动，但又想到画第六集时自己也已是耄耋之年了，适逢乱世，自己能活到那时候吗？但法师的重托不能辜负，所以他在复信中表示若“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1942年，弘一法师身体多病，极度虚弱，自知来日无多，心里放不下《护生画集》的事，遂给有关好友写信，“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Ji无量”。不久，弘一法师圆寂，而他委托的朋友也相继过世，《护生画集》功德圆满的使命便落到了丰子恺一人身上。丰子恺牢记法师的嘱咐，决心把《护生画集》继续画下去。

        1949年初，丰子恺专程来到泉州，拜谒了弘一法师的圆寂之地。有位居士拿出了丰子恺当年写给弘一法师的信，“世寿所许，定当遵嘱”赫然在目，法师的70冥寿就要到了，丰子恺决定立即开始绘制《护生画集》第三集。为了免去不必要的应酬，丰子恺停止刊布润例，闭门谢客，在厦门一住就是三个月。从绘画技巧上来说，此时的丰子恺并不感到吃力，难的是题材的选取。画到最后一幅时，丰子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画材了。这时，弘一法师的弟子广洽法师来信讲到了一件事：广洽法师在车上遇到一个乘客，带了五只鸡准备回家宰杀。这些鸡见了他就叫个不停，分明有求救之意。广洽法师便将鸡全部买下，带回寺院，使它们免遭杀身之祸。丰子恺读罢，深受启发，遂据此画成一幅《幸福的鸡》，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的全部画稿。此时，离弘一法师圆寂已有七个年头了，由谁来书写内容呢？丰子恺想到了精通佛学的书法家叶恭绰，于是专程跑到香港，请其书写诗文。叶恭绰虽然答应了，但因年迈体弱，只能抄写，已不能作诗。丰子恺只好自己作了一些，并选了一些古诗，终于让画集得以出版。

       解放后，丰子恺出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于繁忙的公务之余开始了《护生画集》第四集的绘制。当时国内有一些人把佛教当作封建迷信看待，画集已不可能在国内出版，就连绘制工作也不便公开，丰子恺只得随时选材作画，陆续寄到新加坡广洽法师处。第五集本应在1970年出版，但丰子恺担心会有什么变故发生，于是提前在1965年就画好了。两册画集都由广洽法师在海外募集资金出版。

      “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的丰子恺被剥夺了写作和作画的自由，《护生画集》也被列为“反动书刊”，但他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只想坚持画下去，完成法师的宏愿。1980年是法师的百岁冥寿，再有一集就功德圆满了，但丰子恺不知道眼前的浩劫何时结束，所以不想等到1980年再画完。于是，他白天到“牛棚”受折磨，晚上就在家里冒着风险作画，终于在1973年将第六集画完。他担心自己不能看到画集的出版，就在每一幅画上都标明了页码，防止出版时顺序被搞错。丰子恺想让朱幼兰居士书写诗文，又怕连累他，就对他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再所不计了……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后来再说吧。”朱幼兰深为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担此风险，并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配好了诗文。

        1978年，与丰子恺失去联系多年的广洽法师来到上海，才从朱幼兰那里了解到丰子恺作画的详情，这时丰子恺已去世三年多了。广洽法师跪在丰子恺灵前，老泪纵横。随后，广洽法师将第六集的画稿和诗文带到了新加坡出版。丰子恺信守了半个世纪的美丽约定，终于灿烂地绽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