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得志？少年不得志？三幅自画像印刻了三个人在青少年期“文革”间的状态

2011年，三人在儿时的弄堂里骑着别人的自行车乐开怀，为陈丹青、中者韩辛、为林旭东

白求恩 布面油画 陈丹青

琴愿布面油画 韩辛

革命后代布面油画 林旭东
 

　　讲讲我们四十年的故事

　　舍斯托夫说：“人就是向现实转变而尚未完成转变的可能性”。时间、友谊、艺术，由林旭东、陈丹青、韩辛三位画家相识四十年来的故事，叙述青年时代的理想，油画实践的轨迹，围绕艺术的友谊。四十年来，三位上海老朋友的故事充满戏剧性的起伏与变化：林旭东由油画转向版画，继而转向电影，又回到油画；陈丹青的绘画与书写生涯，已为公众熟知；韩辛从上海、美国、北京的艺术游历，则是一个“文革”少年成长为自由画家的典型。在四十年故事中，陈逸飞、刘小东、贾樟柯，曾是这三位画家长期友谊的见证人。而三位老友的各自陈述，使我们有机会进入时光隧道，目击“文革”时期自学一代如何成才，为今天的艺术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明的对比与反思。

　　林旭东：在一笔一划把玩中超越

　　一天上街，在淮海路上迎头就遇见了病后的丹青和他爸爸。以后就开始你来我往地时常见面。有时他会和爸爸或者弟弟一起来。他爸爸和弟弟的形象俊朗，常常成为丹青习作的对象，后来丹青画的康巴汉子，骨相结构中也有他们的影子……他这几年的画中，我比较有感于他的印刷品写生，形式上是他在美后期图像并置的延续，但已不只游戏概念，娓娓道来的是他的衷肠(比他的文字恳切，或许更私密)，岁月沧桑，世事难料，画家能守住的也只有这几本旧画册，在无人喝彩中自有一种从容与淡定，波澜不惊中题材已被超越：在一笔一划的把玩中，他营造着安放性命的处所……韩辛画得很多，水粉画，画的多是风景和静物。上海有一路画家，当时从来不与官方的展览机构发生关系，风格唯美。浸淫在此等高蹈的作风中，韩辛当时画花朵有如焰火，画街景似有郁特里罗神助……见到他去美国后画的《地铁》，我着实一惊；在作品中，经验世界和艺术表达之间正在有机地形成一种内在的结构逻辑，他果真要和那些伟大的艺术家那样，用这一结构逻辑来支撑起一片独有的表达世界？如果说早年的家人肖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韩辛是个早熟的天才，《地铁》则表现出了他可能达到的想象力度。

　　陈丹青：自学生涯挣脱单一影响

　　我怎会有这两位活宝做朋友呢：辛儿自小躁动，老来尤嫌絮叨；旭东，永远独自沉静，听乐、看书、画画。他是我们的长兄，在他的寓所，我们开始想象欧洲。从那时直到今天，我和韩辛但凡画了什么，惟愿听旭东说几句话，可是旭东看画，大抵沉默。我的来路固然牵连上海那点西化渊源的残余，但其实，真真切切的影响来自旭东与韩辛。近时翻检彼此的旧作，我好生惊讶：在一个以二手三手苏联套路覆盖本土油画的年代，旭东与韩辛的直觉，竟使极度匮乏的自学生涯挣脱单一的影响，触探当年所能企及的资源，并尽可能画品端正——在这次展览中，三个老家伙的初期作风和相互影响，将会凸显：早在七十年代，我画中那点欧洲意识就来自旭东与韩辛。同辈的腻友好比镜面，回看七十年代的旧作，我们虽是三种性格、三副面孔，然而真的是彼此的老师。迄今，我仍然羡慕韩辛猖狂，他的画反衬我的因循而拘谨，我爱旭东淳厚，他的画提醒我的轻浅与巧熟。

　　韩辛：或轻或重的永久少年情结

　　其实我认识丹青在先，记得一进门看到丹青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挂在正中有一幅戴大沿帽穿白制服的人民警察的肖像和一幅大的油画创作“烈士的大刀”。对于当时属于正宗“野路子”的我，出于本能地不喜欢：认为它们不够野不够洋派，不服帖。但是就画论画，丹青流畅的用笔和响亮的色块及作画迅捷熟练的把握能力，使我这个目空一切的神童，还是嫉妒了，酸了好几天。而且此后看到丹青的画就有这样的矛盾感觉。大概就是像席格孟·弗洛伊德说的那种永久的少年情结。四十年间，对旭东、丹青的这种情结或轻或重地一直伴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