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块奋发有为的热土。

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会址。一幢中西合璧、古朴大方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青瓦丹柱，灰砖白墙。门楼上，6个金色刻字“遵义会议会址”熠熠生辉。

那年，一场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此转折。

转兵贵州

1934年10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机关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计划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合，然后再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后，红军人数已经从最初撤离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面对10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同年12月12日，抵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

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仍坚持按原定的计划行事。列席会议的毛泽东建议，应放弃原定计划，转兵贵州。他的主张虽然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成和支持，但博古和李德固执己见。

由于意见分歧，中央军委在战略转移方向上未能达成一致，不过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决定进入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

3日后，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在黎平，中共中央召开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开辟新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关键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让中央红军躲过了蒋介石在湘西路上布好的埋伏。转兵贵州，既避免了红军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和消耗，又为红军赢得了相对喘息的时间。

小屋里作出的惊天决定

遵义会议

1935年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后，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同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即后来闻名中外的遵义会议。

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柏辉章公馆，当时在遵义城内无人不晓，红军到达遵义城之后，柏辉章家人吓得逃跑了，红军总司令部便驻扎了进来。

就在一间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遵义会议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

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除了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还扩大到了战斗在前线的军团主官一级，总共有20人。

会议开了整整3天，阐述、争辩、批评、自我批评，斗争中两条路线是非分明。3天里，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尖锐抨击他们在军事上只知道纸上谈兵，完全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最终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遵义会议是党在危急时刻召开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事求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面临的重大的、关系全局的问题。

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来源：求是网、科技日报、直播遵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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