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诗人汪国真的去世引来很多人追思，在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诗歌的盛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并未得到主流文学界太高评价。有网友感慨，追忆的不仅仅是汪国真的诗，更是怀念逝去的青春。

昨天，诗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诗歌所达到的现实水准来看，汪国真的诗是乏善可陈的，但是他的诗歌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有理由拥有自己的读者群。

与70后记忆联系在一起

昨天，诗人、评论家唐晓渡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汪国真去世只有59岁，他的过早去世是很令人痛惜的，祝他安息。”如何客观评价汪国真的诗歌？唐晓渡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他的诗歌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从当代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现实水准来看，在这个尺度面前，他的诗歌是乏善可陈的；另一方面，从80年代以来诗歌多元化的角度来讲，他的写法和文本的影响，有理由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应该尊重的。”

“我也看到了网上网友的话，确实引起了很多70后的回忆，汪国真的诗歌与他们的青春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借用经济学的市场细分理论，他拥有自己的阅读份额，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从比较高的要求来说，在当代诗歌取得的现实成就面前，比较苛刻的说它是浪漫主义末流的东西。”唐晓渡表示，汪国真的诗歌与当时的“审美潜流”是合拍的，受到了很多年轻大学生喜欢，特别是情窦初开的女生的欢迎，也是客观存在的。

在唐晓渡看来，汪国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他的流行与90年代当代诗歌陷入低潮有关，在社会转型期很多读者也比较迷茫。当时我们陷入一种挫败感之中，在这种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他的诗确实吸引、满足了一种青春期的情感需要，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

唐晓渡曾在《诗刊》杂志工作很多年，他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评价标准来看，汪国真的诗歌在《诗刊》是很难发表的，后来也没有发过他的东西。我觉得从诗歌发展来讲，诗人与诗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恶意，相信批评汪国真的人对他本人也没有恶意。”唐晓渡提到了台湾的席慕蓉，认为她和汪国真有相似的地方，“在台湾对席慕蓉诗歌的评价，远没有大陆这么高，发行量并不能评价一个诗人的诗歌水准。”

费勇（曾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汪国真的诗留给时间评定

作家费勇曾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这里也是汪国真的母校。谈到汪国真回暨南大学的经历，他说：“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00年前后曾两次来到暨南大学讲座，场面还是很火爆的。很多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都读过他的诗歌。在外面，学术界对他的诗歌评价比较冷淡。”

如何评价汪国真的诗歌？费勇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很难去评价。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中学生、大学生那么喜欢汪国真，他诗歌里理想主义或者激励力量与这个社会的关系。从学术的角度看，很多文学作品一两百年之后，评价会发生变化，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当时不受主流文学重视，认为小说是很低级的东西，却又在某一个大众圈里流传。”

费勇提到最近余秀华的诗歌作品非常畅销，这说明大众对诗歌有需求的，“我们现在文坛上自己认为是诗人的作品，很多大众不爱看。不能狭义地说纯文学就是高级的，应该抱着尊重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尤其对汪国真这样的，影响过很多人的诗人。”他认为，中国诗歌评论界一直对汪国真比较冷淡，没有认真去研究过，这是不恰当的。

□汪国真的诗歌路

作诗是因为“字写得非常差”

汪国真祖籍厦门，1956年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他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在北京仪器仪表修理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衡量考文科的把握会比较大，于是弃理从文。1978年考入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至于为何选择创作诗歌而非散文或小说，汪国真曾表示一是自己常有诗歌的火花，二是当年字写得非常差，为防止投稿后编辑看不下去，就选择写诗。

上世纪90年代“也没怎样就火了”

1979年，《中国青年报》校园版刊登了汪国真的第一首诗。从此，他把作品撒向各地报刊，他曾透露遭遇过90%的退稿。

1990年春天，汪国真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坚持写诗。也是那一年开始，其诗集手抄本在北京高校流传。北京学苑出版社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一炮而红。他回忆：“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汪国真创作主题昂扬而超脱的诗歌，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汪国真热”。这一年汪国真还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诗歌被领导人引用“吓了一跳”

汪国真曾出版《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诗情于此终结:汪国真诗选(汉英对照)》《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等，不少作品曾入选各类语文教材。

在2013年10月8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曾引用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出自作品《山高路远》）。之后，汪国真回忆：“那天晚上我从外地坐飞机回北京，刚落地，打开手机，短信像潮水般涌来，吓了我一跳。朋友都在告诉我这件事，因为《新闻联播》把这两句话播出来了。我知道熟悉这两句话的人很多，但没想到领导人会在这个场合引用。”

向往爱情“像兰花一样”

1992年，36岁的汪国真低调地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在众多采访中，他鲜少谈及家庭生活。被问及结婚是嫁给一个人呢还是嫁给幸福，汪国真说：“是嫁给一个给你带来幸福的人。”

参与2013年央视的《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录制时，汪国真透露自己的初恋是26岁，向往的爱情像兰花一样，平凡、从容、素雅，“爱情要顺其自然，但若遇到自己喜欢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自述

盗版书标志作品的生命力

25年来，我的诗集再版过7次，至今我的书仍然被盗版，这说明我的诗歌还是有人读的。我由此也把盗版书看作是自己诗歌生命力的一种标志。我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我80元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怎么看待诗歌被批评？）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否定了大众，那你的人民如何谈起？当然，除了人民的看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热潮面前拿得起也放得下

我的诗能形成一种热潮，是不断努力的结果。我以前写过这样的诗：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那时候的诗平凡，没有不凡的东西。干什么事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从普通变得不那么普通。

我向来是乐观豁达、拿得起也放得下。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热点，人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年，都说我离开诗坛了，但实际上我的心还在，偶尔也写诗。我的兴趣很广泛，诗歌、书法、绘画、音乐都是我的最爱，整天忙得都无法停歇，根本没时间去想是否会被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