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武汉骄阳似火，在喧闹的鄱阳街上有一栋三层西式建筑。建党百年之际，这栋不起眼的小楼吸引了很多人慕名前来，他们多数是冲着一份会议记录。而这份文件的记录者，正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秘书的邓小平。

八七会议会址外景。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这份详细记录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记录共20页、12800字。通过会议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天的会议时间，出席代表只有21人，但会上却有56次发言。所以，这到底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呢？

1927年， 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鉴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会议原定于7月28日举行，因为形势紧张，交通困难，被一再推迟。等到8月7日，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

八七会议地点选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二楼，是经过仔细考量的。那里曾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民顾问拉祖莫夫的住所，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通，便于发生意外情况时撤离。

此次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报告，指出党在此前的错误及今后的工作路线；二是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关于党在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是千钧一发的紧急会议，更是一次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的绝密会议。在那个酷热难耐的8月，20多岁的参会代表们分三天三批秘密入场。为了安全，会场门窗紧闭，所有人只进不出。

这是按原样进行复原陈列的八七会议会场。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参会者毛泽东发言最早、次数最多，记录的文字就有约1300字。他一口气讲了中国革命存在的国民党、农民、军事和组织等4个问题。

毛泽东这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给当时的会议记录者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

由于会议高度保密，年代久远，会址一度成谜。相关文物部门多年考证，又经由李维汉、陆定一、邓小平等亲历者确认，才于1976年复原会址。

这是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旧址。新华社发

1980年5月20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寄往武汉。7月15日，邓小平重返当年的会场。

对于这次会议，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情感。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他曾在不同场合7次回忆起八七会议。

市民在位于汉口的“八七会议”会址陈列室参观。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八七会议虽然会期只有一天，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八七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按照会议精神，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领导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八七会议（油画） 沈尧伊绘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典》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评价说，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经成为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透过玻璃展橱中那几张泛黄的记录纸，依然能窥见那段风云激动的历史。而那一行行清秀的蓝色字迹正是革命星星之火，在纸笔间传承不息。

来源｜党史学习教育官微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