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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廉音》建党百年特辑

1921--2021

献礼建党节 志愿永相传

学党史 明纪律 讲规矩

刘登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实践证明，严明党的纪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觉追求和重要建党原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标志，更是我们党赢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重要政治法宝。我们党100年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可以说正是靠着它走过来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500多万名党员，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把“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只有15条，但其中有多条涉及党的纪律，如“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这些规定虽然比较简单，却在党组织的管理、监督、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的纪律建设埋下了“种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共六章，其中第四章“纪律”是专门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而设立的，开启了党章中专门论述党的纪律的文本先河。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的第一个章程中设立“纪律”专章的做法，从此之后被继承和发扬，体现了我们党对党的基本特性的始终坚守和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首页

（俄文版、中文翻译版）中央档案馆藏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制定和完善政治、组织、群众等纪律。1927年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同志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三项纪律，使工农革命军与旧军阀部队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1928年1月20日，针对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毛泽东同志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检查“六项注意”执行情况，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村，把修改后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队进行了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守则，并逐渐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

总部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事业的不断发展，党的纪律建设也日渐完善，为保证党和人民军队的纯洁，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8年，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会议首次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科学论断，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强调了路线的指导性及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两者一正一奇，相辅相成，共同指导党的事业向前迈进。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包括纪律和规矩建设在内的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豪迈地称为“伟大的工程”，成为我们党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西柏坡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但同样是严纪律、立规矩的地方。“进京赶考”前，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定下了六条规矩，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严明的纪律规矩，对我们党最终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有着重大意义。

西柏坡毛泽东同志旧居

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得到充分尊重和严格执行，党的团结统一就有保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的纪律和规矩遭到践踏和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就受到威胁，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就大打折扣。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从上海初试啼声，到井冈山星星之火，再到延安、西柏坡筚路蓝缕，直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每一段行程的跨越，靠的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可以说，我们党历经100年艰难曲折奋斗历程，正是靠着讲规矩，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实践中，很多同志经受住了革命斗争大潮的洗礼和锻炼，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士，对党和国家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也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在残酷激烈的斗争中，动摇了革命信仰，丧失了革命的意志，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蜕化变质甚至叛变投敌，这些人最终都难逃党纪的严肃处理。如谢步升，提到谢步升这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被打掉的“老虎”。谢步升是瑞金九区叶坪乡人，自小家境贫寒，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高涨，谢步升在这次运动屡立奇功，受到苏区政府的认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谢步升又被推举担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一官职并不大，但因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设在叶坪村，这一特殊的环境使得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拥有了比职务更高的权力。而立场不坚定的谢步升的思想作风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质，生活也开始腐化堕落。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甚至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多久，就有人举报谢步升贪赃枉法，谢步升被抓。这个案子是当时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审理的，但是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生却认为谢步升（谢春生是他入党介绍人）没有重大问题，是被人污蔑的。这使得邓小平在审理这个案子时受到很大的阻力。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最终谢步升被处以极刑，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我党第一个反腐败举报箱也继而产生。又如，震动中外的新中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败案。刘青山当时是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二人都是穷苦出生，曾经受过战争年代的严峻考验，战绩斐然，都是革命功臣。刘青山和张子善身为高级干部，待遇并不低，每月除了远超普通工人、干部的工资，他们在住房、服装等方面也享有很多普通老百姓得不到的福利待遇。从1950年开始，刘青山和张子善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利用职权，罔顾党纪国法，盗窃地方粮款28.9万元、防汛水利专款30万元、救灾粮款4万元、干部家属救济粮款1.4万元，克扣修理机场民工供应补助粮款5.43万元，赚取治河民工供应粮款3.74万元，贪污3.78万元，倒卖治河民工食粮从中渔利22万元，以修建为名骗取银行贷款60万元。此外，还借给机关生产名义，进行非法经营，送49万巨款给奸商倒卖钢材，使国家资产损失14万元。以上贪污侵吞款项多达170多万元，在当时这些钱能够购买一整吨黄金。他们在获非法暴利、大量贪污之后，任意挥霍，过着极度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甚至吸毒成瘾。毛泽东同志在看到华北局上报的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后，面对意见中的“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许久不语，而后对送报告的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死刑”。此话意思很明确，死刑，立即执行，不能缓刑。之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通过薄一波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求情，请求考虑刘、张二人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不要枪毙二人。毛泽东同志沉思了片刻后，严肃地拒绝了薄一波同志的求情。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之后毛泽东同志严令身边的工作人员，坚决不允许为刘、张二人讲情的人出现在他面前。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两万人的公审大会上，原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贪污腐败被判处死刑。会后，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押至保定市东关大校场，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声，两人倒地毙命，举世皆惊。在刘青山、张子善被枪决两个月后，新中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出台，直至今日，那两声枪响，依然如警钟般令人振聋发聩。而毛泽东同志的反腐决心也自此流传，“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我们再来看看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下来短短四年里，迅速溃败，最终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到底是因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是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无论是蒋介石的盟友美国，还是国民党政权中的高级官员，甚至包括蒋介石父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49年8月，艾奇逊在致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说：“国民党军队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蒋介石也曾在多种场合讲话时称：“腐败不堪，人民无权，是在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党负责日本投降后经济接收的重要官员邵毓麟曾当面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果然，这颗“定时炸弹”在内战期间爆发，其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溃败，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彻底崩溃。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说：“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多次强调以史为鉴，要重视历史、不忘过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不忘初心”的明镜、映照“继续前进”的道路，以“不忘初心”的古事、明确“继续前进”的今昔。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学党史，就要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做到学史明理、知责、砺行、正风。可以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腐化变质、违法，都是从小的生活问题、吃喝问题、违反八项规定开始的。”。他还明确指出要“抓早抓小，使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抓“早”，就是从源头上堵住为恶之念。抓“小”，则是从一张贺卡、一盒月饼、一顿饭局这类“小事”入手，严党风立规矩。不是把“规矩”、“制度”讲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而是要做到心中警钟长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纵观十八大以来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忏悔录可以看出，大部分干部之所以腐败变质，其原因皆是没有做到防微杜渐，不能慎终如始而导致的结果。认为只要不犯大错，吃一点，喝一点，拿一点，是人之常情；小错误、小问题，小毛病，是无关紧要。于是，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不坚持原则，不注意约束自己，不及时发现、防范和纠正，以致铸成大错后，才采取措施，予以处置，但为时已晚。比如说，全社会对酒驾行为“零容忍”的氛围在逐渐形成，但个别人心存侥幸、我行我素，其中也有极少数党员干部置若罔闻、以身试法，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又比如说，收送红包礼金问题，认为人情社会，讲究入乡随俗、礼尚往来，殊不知看似无妨、温情脉脉的红包礼金，在“有心人”的手中，就会变成温水煮青蛙的第一杯温水、攻破防线的第一发糖衣炮弹，多少“好同志”的铠甲，被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的“糖”溶化成软肋。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我们党历经风雨而本色不改，始终以刀刃向内的精神推进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历史。古人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党员干部唯有恪守法纪底线，植廉于心，心有所畏，践廉于行，行有所止，才能慎初、慎微、慎行，才能确保忠诚、干净、担当。希望大家从党史中得到警示，将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做到正心修身、廉洁自律。

作者简介

刘登魁，男，汉族，1972年4月出生，湖南新化人，199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6月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农学学士，高级农艺师。1994年参加工作，历任湖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体系科副科长、省农业科技声像宣传中心主任、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项目管理科科长、江永县科技副县长（挂职）、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现任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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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生机廉音】第16期 | 南京明城墙背后的故事

【生机廉音】第17期 | 你言我语共话廉——少华院长说“韶华”

【生机廉音】第18期 | 你言我语共话廉——倩兰主任娓娓道“兰”

【生机廉音】第19期 | 你言我语共话廉——左晖书记话廉生“辉”

【生机廉音】第20期 | 你言我语共话廉——年生书记说“廉”“生”威

编辑：范娟娟

审核：胡赛 徐睿

责任编辑：黄乐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