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肾脏捐献的短缺目前成为了医疗领域内的一个热点话题。昆山杜克教授和学生通过学术论文表达了自己对改善该领域现状的看法。他们认为，给捐献者提供非经济补偿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解决肾脏捐献短缺难题，昆山杜克研究团队提出了这样的方案：

昆山杜克大学哲学助理教授凯尔·弗鲁 ( Kyle Fruh ) 博士与本科生埃格·杜曼 ( Ege Duman )在国际学术期刊《医学、保健与哲学》(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Philosophy ) 上发表了有关活体肾脏捐赠补偿机制的论文，提出了解决肾脏捐献短缺的方案。在《提供更多的非补偿性回报：对活体肾脏捐献者的非补偿性回报》(Offering more without offering compensation: non-compensating benefits for living kidney donors ) 一文中，弗鲁博士与学生杜曼就非经济补偿性回报 (不涉及经济利益的回报) 作为一种鼓励肾脏捐献的手段进行了探讨，并同时认为该方式可以使肾脏捐献这一利他行为免于在道德意义上沦落为“器官买卖”。弗鲁博士表示：“我们撰写这篇论文的初衷是为了推动相关政策制定的深入探讨。”

左：凯尔·弗鲁 ( Kyle Fruh ) 博士

右：埃格·杜曼 ( Ege Duman )

该师生科研小组于2020年初开始合作撰写这篇论文。不久后由于新冠疫情爆发，他们各自在家中阅读、开展研究，并通过电子邮件以及在线视频进行频繁的交流。

尽管相隔甚远，但弗鲁博士认为“合作科研的过程非常棒”，而这正是通识博雅教育的精髓所在——进行持续的对话，不断挑战对方的主张。

在全球范围内，捐献给陌生人的绝大多数活体肾脏要么是完全无偿的，要么是以适度的金钱补偿作为回报，以支付误工费以及医疗产生的费用等。由于这种机制无法保证足够多的肾源，导致等待接受肾脏移植的病人不断增多，医学界就如何解决这个困境展开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一些人主张市场化，允许肾脏买卖。在美国，有人认为合理的市场价格在10万美元左右。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因道德原因而不被接受，人们担心肾脏买卖会导致对穷人的剥削以及普遍的“失去人性”(dehumanization)。

在论文中，弗鲁博士与杜曼指出，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非补偿性回报的中间道路。这种方式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方式来鼓励更多的人进行肾脏捐献，但又不像现金付费那样会引发道德顾虑。

弗鲁博士表示，尽管捐献过程中会面临风险且付出代价，但许多人在捐献肾脏后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道德满足感，认为这个善举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

因此，可以通过对肾脏捐献行为的更高认可，例如，通过举办颁奖仪式授予奖章等方式来提高对捐献者的非补偿性回报，具体方法可以多种多样。

弗鲁博士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对肾脏捐献者的非补偿性回报，这些回报并非补偿性付费，也不会像支付现金那样引起诸如剥削或器官商品化等重大担忧。”

美国部分地区已经尝试过如下激励措施，即向捐献者提供“肾脏移植券”。这种“肾脏移植券”可以在将来需要时缩短自己等待肾脏移植的时间，也可以转让给有限数量的他人。

这项激励措施的出台源于一位老人的经历。这位老人想为患有肾病的孙子捐献肾脏，但他们的肾却并不匹配。随后，爷爷选择捐献肾脏给陌生人，希望能够通过缩短孙子等候肾脏移植的时间作为回报。

弗鲁博士表示：“老人的目的不仅仅是捐献自己的肾脏，而是希望找到一种方法，让某个健康的肾脏能够尽快移植到孙子体内。其背后的逻辑是：我想捐献我的器官，我想帮助他人，但我也想得到一些回报。在这种情况下，老人想要得到非常明确而具体的回报。”

非补偿性回报的另一个潜在途径是，允许肾脏捐献者将一笔钱捐给他们选择的慈善机构，而不是接受同样数额的金钱作为报酬，从而把利他主义动机与获得回报的愿望相结合，实现更好的激励效果。

弗鲁博士把目前的肾脏捐献情况描述为“道德灾难的慢动作”。他表示，“有这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而我们却无法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困境？”

该师生研究小组的工作已经让人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首先在一个医学伦理学会议上发表了论文初稿，引发了对肾脏捐献者进行非补偿性回报的讨论。弗鲁博士希望，论文在发表后可以继续推动相关讨论，虽然目前只是理论探讨，但也可能对医疗行业产生真正的实际影响。

弗鲁博士表示：“我们正在推动非补偿性回报机制，可以包含多种形式，而不仅仅是对捐献者颁发奖章。这个机制不像纯粹的市场买卖那么问题重重，但也许也能对捐献行为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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