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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历久弥新

几代人的努力换来今日的繁荣富强

生逢这一伟大时代

有幸见证这一伟大时刻

吾辈当自强不息

致敬革命前驱

不忘百年初心 继续砥砺前行

中共八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八大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又提出一些重要的新思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使得人们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并被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夺权过程中，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全面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自己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许多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大革命”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干扰冲击。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局势转变的关键一环，是中美关系缓和。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并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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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璐平

封面|姜雨杉

责编|王若溪

审核|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