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11月19日，“张道一从教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会议期间，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勇健先生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问：您跟张道一先生相识的机缘是什么？

答：我早年是在厦门大学读的硕士，师从易中天先生。2000年毕业想继续读博，易中天先生希望我去读艺术学博士。当时东南大学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艺术学博士点。易中天先生就给张道一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就跑来见张先生，在这之后，我顺利地考上了东南大学的博士，成为了张道一先生的学生。等于说我的硕士导师为我预备好了一条路，通向我的博士导师。这就是我和张先生相识的机缘。

问：您觉得张道一先生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

答：宽容，这是我认为他作为导师最大的人格魅力。张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型的学者，才华横溢，尝试过多种艺术创作，包括绘画和设计等，书法也写得很棒。艺术家型的学者与纯粹学者有所不同，因此张老师带学生的方式与众不同，有一种魏晋风度。美学界有个著名的李泽厚先生，前不久刚刚去世，他带学生非常宽松，非常自由。易中天先生提起李泽厚先生如何带学生时总会说：“他啊，魏晋风度！”我觉得这种魏晋风度在张先生身上体现得也很明显。他对待学生特别宽容，他从来不会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一个老师宽容，学生就能遵循自己的学术兴趣，将自己的特长充分地发挥出来。有些导师希望自己的学生紧紧跟随自己的学术道路，甚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或者直接给学生一个毕业论文的题目。导师给你一个题目，你就算不感兴趣，但这是导师给你的，只好去做，但没有感觉的学问如果强行去做就会做得很痛苦。张先生从来没有这样。我的博士论文决定写舞蹈美学，张先生竟然同意了，这让我很意外，而且我的论文基本上一遍过关，张先生对我写的论文审阅得非常仔细，纠正论文中的错别字，调整句式，还给我的博士论文设计封面。张先生的惯例是给我们每个博士生论文设计封面，这一点在所有的博士生导师中都是非常特别的。

自信，是张先生的一大人格魅力。张先生对于自己的民间艺术研究、工艺美术研究、对于自己所建立的艺术学学科是非常自信的，他坚持自己的学术指向。同时，张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有一种“犟劲”，他认定了一件事就要坚决去做。就像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在一次与张先生的聊天过程中得知，张先生当时去申报博士点的时候，有人反对说：“搞艺术不就是画画，画画还能有博士点吗？”张先生就很不高兴，反驳说：“语言学也有博士点，语言学不就是说话吗？说话都有博士点，为什么画画没有博士点？”这个反驳是很有力量的。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对教育和国家有利的就一定要去做。

爱国，也是张先生的一大人格魅力。张先生非常爱国，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非常敬仰，这种精神在老一辈学者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这种精神让我高山仰止。我觉得张先生的生命是与传统文化生命连在一起的。古人讲“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爱国，爱文化的中国，这大致算是“立德”。把艺术学学科纳入中国教育体系，这当然是“立功”。张先生著作等身，这是“立言”。所以张先生应当说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都做到了，他是一个不朽，是一个永恒，他会进入历史，而且他会是一个永恒。

问：在您跟随张先生学习过程中，他的哪些教学理念和方法令您印象深刻？

答：前面讲的宽容，体现在教学活动中就是自由，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教学理念。张先生给博士生上课，不是每周一次上满一学期，而是集中两三周时间上完。张先生的思维是发散式的，讲课常常带有一点聊天的性质，聊天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通过与张先生的聊天让我获益良多。

张先生授课方式并不是照本宣科，也不是按照逻辑结构层层递进，而是比较发散，比较自由散漫的，我能感受到讲课过程中有一种生命和激情贯穿在里面。我认为这种授课方式很值得我们去发扬。因为创造性思维是建立在发散性思维之上的，你要学会去发散，而不是循规蹈矩，循规蹈矩的话还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呢？虽然有些发散出来的东西可能价值不大，但是肯定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对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挖掘，这就变成一种创造性思维了。我认为这一点张先生做得很好。

问：张先生学术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您认为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有哪些？

答：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当然张先生自己说是“扛起三面大旗”，即民艺学、工艺美术和艺术学。但我觉得民间艺术的核心是手工艺，因此民间艺术或许包括了工艺美术，可能是我的“民间艺术”概念比较广义吧。但就算不能包括，至少两者是有些重叠的，因此我把它们合并为一个，这样说起来比较简单。第一，对民艺学研究方面。民艺学对艺术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张先生主张民间艺术是艺术的基础层次。我打了个比方，艺术好比一座金字塔，纯艺术处于金字塔的尖顶，而民间艺术就是金字塔的塔基。张先生对民艺学的研究贯穿他的一生，数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八十余岁还出版关于汉画像砖的专著。我认为对民艺学的研究是张先生生命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把这一部分去掉，张先生就不是张先生了，因为他的学术和事业是基于这一基础成长起来的。

第二，张先生是中国最早呼吁建立艺术学学科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艺术学就是对各个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的研究。张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做《艺术学不是“拼盘”》，文中讲到我们现在关于艺术的研究其实早就存在了，但是那些研究都是各自为政，音乐研究音乐，美术研究美术，戏曲研究戏曲，很分散。“艺术”这种分散的情况在欧洲也是一样，直到18世纪夏尔巴托提出“美的艺术”，才第一次把各种艺术统一起来，但“美的艺术”这个概念还是有些狭隘。张先生认为艺术应该是一个统一的名称，包含很多的艺术门类，当然也包括那些被西方美学所忽略的手工艺、民间艺术。

除此之外，张先生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思想，除了民间艺术学他还讲了很多有艺术性的东西，比如：“休闲文化”、“大众娱乐”、通俗音乐、卡拉OK、盆景、根雕。这些东西虽然不叫艺术，但是张先生认为它们有艺术性，应该包括进来。我认为张先生具有开阔的视野，有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正是他的这种视野和思维使他提出一定要建立艺术学学科。这也是张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成就。

问：您认为张先生对艺术学的贡献有哪些？

答：贡献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张先生的理论。在我读博之前，张先生就有一套关于艺术学的设想了，关于艺术学科的构想张先生写了很多文章和论文，比如《应当建立“艺术学”》《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艺术学研究之经》《艺术学不是“拼盘”》《艺术学的研究与方法》等等，提出要建立艺术学，这是张先生在理论方面的贡献。

另一方面是实践上的贡献。在张先生、还有和他志同道合的学界同仁的努力下，艺术学被纳入中国的教育系统，在东南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艺术学系，并设立第一个艺术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此后，艺术学独立，2011年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与文学、哲学、教育学等学科并列。你看我以前读的是艺术学，拿的却是文学博士学位，因为当时艺术学是从属于文学的，现在艺术学终于独立了，与文学并列了，有艺术学博士学位了。这当然并不只是张先生一个人的功劳，但他肯定是开创者，是先锋。

问：您对山东工艺美院的印象如何？对同学们有何寄语？

答：山工艺我是第一次来，我对潘鲁生先生印象很深刻，潘先生是我的师兄中特别优秀的一个，他的艺术造诣很高，而且具有许多方面的才能，我相信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这么优秀的院长的领带下，肯定会越来越好。听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正在致力于申报博士点，潘院长也不遗余力地去做这件事情，我乐观其成，祝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早日拿下博士点。

我的本科和硕士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念书，同为艺术学院的学子，我了解到一个普遍规律，就是，艺术学院的学生常常“有术无学”，操作能力很强，学识积累不足，理性思维和理论思维相对较弱。我希望山东工艺美院的同学们能够多读书。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的人，他的格局肯定会受限。人类的智慧很大部分都集中在书籍里，想要成为大家，甚至大师，书是一定要读的。你看连梵高都是很爱读书的，梵高好像整天在画画，其实他的阅读量不小。读书能开阔自己的心胸，扩宽自己的视野。真正的学者，他们说的每句话背后都有很多的学识积淀在里面，你如果没有那些学识积淀就只能理解字面的意思，积淀得越深，理解得也就越深。归根结底，学问是自己的事，学问不是老师说给你的，甚至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自己思考、探索出来的。读书有助于思考、探索和研究。希望同学们能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多读书，多思考，多研究。

（供稿：党委宣传部，采访策划：韩明，采编：卜令君，审核：韩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