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 2021年9月6日第14、15版

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工厂手拓印谱那些事儿

□王犁刘潇

【编者按】1977年，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出版了数种原钤印谱，计有《黄宾虹常用印集》《潘天寿常用印集》《刘海粟常用印集》《吴昌硕自用印集》等手拓印谱，制作这批印谱的具体经手人是西泠印社肖像印研究室主任张耕源先生。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王犁两次与张耕源对谈，回顾那段虽不久远但已然很少有人知悉的历史。对此，张耕源说：“我早就感觉到，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对历史不够全面的了解，难免多点主观成分，我举些事实，说明当时做‘手拓印谱’也并不是欺世盗名的，参与和帮助过做手拓印（原石和锌版）的老前辈有：沙孟海、王个簃、陆维钊、诸乐三、钱君匋、朱复戡、方介堪、刘海粟、来楚生等，这个阵营绝不是乌合之众，其学术水准绝不是二流之下。我还是想讲这一句，研究历史要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评价，切忌脱离实际！”

诸多近现代书画界举足轻重的名家和一个特殊时间段，所产生的一批印谱，是一个很特殊的聚焦。张耕源先生生于1938年，对往事的记忆仍然清晰，现在正是对那个时期“手拓印谱”钩沉研究的合适时机。

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厂出版的原钤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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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请张耕源老师聊聊浙江美术学院水印工厂出品的那批手拓印谱，其动机、编辑、制作、发行等方面的情况。

张耕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环境是“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改革开放刚开始，国内伴随文化解冻的大好契机，书法篆刻热也正好如火如荼，但学习资料很少，能够欣赏学习的更少。我们做的印谱填补了空白，因为单位是学院附属性质，本没有什么商业盈利的目的，只是想为学者提供一点资料，也为以后书画鉴定提供有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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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第一本是做谁的，是怎么启动的？

张耕源：第一本是《黄宾虹常用印谱》，这是试水之作，得到浙江博物馆鼎力相助，获得成功。接着就做《潘天寿常用印集》，刚开始做的时候，想过原章原打，但发现原打印章收集全不大可能。我们到潘老家里去，潘老的夫人何谙借给了我们20来方。当时是1977年，大部分印章都不在身边了，“文革”中间流失很多，做成潘天寿一本完整的常用印谱不太可能。我们就精拓潘师母的原印，加上从潘老原画上截取品相好的印蜕，务求精准，用铜锌版翻制，基本上能够展示潘老常用印章的面目。

原章的那部分正好是我们严格对照的标准，我们做出的锌版跟原章进行对照，应该说基本一致，没有什么失真。因为我和另外的同事都是搞篆刻的，我们眼睛看过的应该没什么问题。最后版权栏里面标“手拓”，没有注明原章或者锌版的。因为你说“锌板手拓”国际书店不同意，当然“原章手拓”我们决不能写，所以我们一直就叫手拓印谱。似嫌含糊，但也不欺骗，这是历史的尴尬。签条都是石版印，是学校石版工作室单文彬师傅的功劳，在学校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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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

王犁:《黄宾虹常用印集》前言，注明其中黄宾虹自刻印七方，“蒐编的过程中，承浙江省博物馆及有关人士提供资料。”这个容庚的题签和扉页林散之的题端是谁要到的？

张耕源：这倒没有什么记忆了，当时夏子颐先生是水印工厂的业务灵魂、第一功臣，很多事情依靠夏子颐先生，我是学生晚辈，做一些具体工作。《潘天寿常用印集》扉页题端是我去陆维钊先生家取的，我经常求教于陆先生，所以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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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书《吴昌硕自用印集》序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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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等于说这批印谱最早的两本是黄宾虹与潘天寿的。

张耕源:先做了《黄宾虹常用印集》后，又做了潘天寿的，两本印谱做好之后，社会上有一定的反响。有一次在西泠印社的集会上，我碰到沙孟海先生，给沙老说，我们想给你做印谱。他说好的，马上很爽快地同意了。他说，要做我的话呢，还得先做我先生昌硕前辈的。我说，那就更好了。而且他主动说目录他来编。当时我真是很感动，沙老还说：“我先生的事情我应该做的。”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沙老的高风亮节，对晚辈是无形的教育。

于是，就着手《吴昌硕自用印集》的筹备，沙老拿出自己收藏的一套原打吴昌硕印谱，一函八本，他叫“八本头”，吴昌硕大部分的印章都有。然后我在学校图书馆，找到一本《苦铁印存》，这个印谱也很有名，这样吴昌硕篆刻作品就很完整了。那本《吴昌硕自用印集》基本上就以这两个为基础做的，书名采用“自用”，是自刻自用，是作品中精彩之作，沙老对此有精彩的见解，这本书的序言是沙老来写的。

他主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吴昌硕的印大家都知道好，自己常用的印那是好中加好，更加体现了这部印谱的价值。沙老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再题个签，是用章草题的，在沙老的题签里也是少有。另外沙老又提议请王个簃先生题耑，就是题扉页，并亲自给王个簃写信，王个簃同意后，给沙老的回信中又提出一个问题。王个簃的名字叫王贤，字个簃，现在大家只知道王个簃不知道王贤。他作为学生在老师面前一般不称字号，只能称名字，那么名字外面人又不太知道，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问沙老怎么办。沙老给他的建议是王贤个簃，古人有的，以名带字。正巧我也暗自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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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期沙孟海给张耕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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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合理变通，礼仪也顾到。

张耕源：过了一段时间，稿子拿来了，落款还是写王个簃。我只能再请示沙老，沙老说这个也无所谓，反正老师也过世那么多年，大家外面只知道王个簃，也不存在不恭敬的说法，所以扉页上呈现出来的还是写了王个簃。一函几册印谱的签条，都是请与吴昌硕有关的人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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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朱复戡、方介堪、陆维钊题《吴昌硕自用印集》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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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比如说像方介堪先生在温州，朱复戡先生好像在泰安，后来回上海，那个年代交通也没有现在方便。

张耕源：我从山东书法界的朋友处找到朱复戡先生的地址，跟他聊了半天，说有这样的印谱请他题个签，他说好的。现成签条纸都带去，给他多留几张，过了一段时间他寄过来，我们一看大吃一惊，他写了两行，也不是用我这个纸，他自己弄了个黄的毛边纸，这个事难办了。后来我们把他那个签条改动了一下，制版的时候把两条拉成一条，使得全套四册形式统一起来。印谱出来送他一套样书，西泠印社开会的时候碰到，朱老说，你上次这个印谱的事情，我很不高兴，我那个签条写得很好，沙老都说我写得好，你把我这个动过了，我一个字都不能动的。我说，因为你是写了两行，而且尺寸什么都不对，不统一，从封面到里面都不统一了。他还是说不行，一个字都不能动的。怎么办呢？我只能说下次我们再版的时候，保持原样。他说你要记得改，你要不改的话，见你一次骂你一次。老先生脾气大得很啊，我并不生他气，现在想起来觉得老先生很可爱，有个性。

方介堪先生写的签条，也是他来杭州新新饭店开会，他也很快就写了。我跟方介堪并不熟，去饭店请他题，又是夏子颐老师起了作用，他们都是温州人。陆维钊先生、诸乐三先生在学校，本来比较熟悉，经常向他们请教，所以交往多，我上他们家去请他们写，都是毫无障碍。找的都是与吴昌硕先生有关系的人，吴昌硕的学生、朋友，陆维钊是学校书法专业的带头人，他自己给我说他书法的源头也是吴昌硕。几个月下来，几个签条都有了，沙老又是序又是签条，还推荐联络，所以沙老是出大力的，为自己老师的事费尽心思，不遗余力，为我们晚辈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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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接着就是沙老的印谱了？

张耕源:后来兑现，要把沙老的印谱做出来。他的原章大部分都没有了，自己常用的没有多少。他拿出自己收藏的一个折页，长长的折页。他说这是秦康祥给拓的，也是沙老主动提出亲自整理编辑的，记得其中一方“大司农”是给日本农业相刻的，印面的印文倒没什么，边款有日本人的名字，要不要用颇为犹豫，沙老问我的看法，我认为只用印面，不用边款就可以了。可惜编辑印谱停顿了，西湖艺苑这个单位也撤销了，沙老也很惋惜。这本印谱后来交给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署名为《兰沙馆印式》，底稿应该就是那时候我和他一起搞的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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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拓《乐只室藏赵次闲印集》封面、扉页、钱君匋题的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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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沙老的印谱经历的波折，也是无奈。这本《乐只室藏赵次闲印集》出版的情况呢？

张耕源:原章原打原拓的印谱有这本《乐只室藏赵次闲印集》，五十有六方印原章原打原拓，在这本印谱里版权页明确标明原章原拓的。当时这个收藏家愿意以每方100元的价格出让，总共100方计10000元。

赵之琛，字次闲，西泠八家后四家之一，印风典雅秀丽、精美整饬，对后世影响极大。这样的价格在当时也是极好的捡漏的机会，结果领导不愿意买，不是拿不出钱，是没有价值概念。过了几个月我问上次那批印章怎么样？听说他卖掉了，140元一方，涨了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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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乐只室藏赵次闲印集》签条是钱君匋先生写的？

张耕源：是的。钱君匋先生号称吴昌硕、赵之谦、黄牧甫三家收藏的权威，我很想能把他三大收藏原拓做出来。我去拜访他，把之前做的印谱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很满意，说我也做一个，想做《钱君匋刻鲁迅笔名印谱》，最早一批印现存上海博物馆，后来又刻第二批。第二批刻的给你们做，原章原拓。可以放在上海做，有好的拓手。你们如果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拿到杭州去做，一次拿十方，十方做好拿回来再换。考虑想想还是到杭州做比较好，因为那边要开销很多费用，我们这里已培养了几个人，都拓得很好。钱君匋先生同意后就在杭州做了，整个拓印过程非常顺利。

钱老是书籍装帧大专家，这方面学问他给我很多指导。框式他亲自画好草稿，尺寸什么都给标准，十分规范。我们以后的印谱基本都根据他设计的样版框式来做，美观大方。

等到鲁迅笔名这个印谱做好之后，我就跟钱君匋先生提出他的三大收藏吴昌硕、赵之谦、黄牧甫，我们想用原章原拓做。他同意了，但与沙老的《兰沙馆印式》一样，钱君匋藏三家印谱也没有做成，留下极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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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后来这批印去桐乡钱君匋艺术馆了吧？

张耕源：桐乡有一批精品在，但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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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黄宾虹常用印集》的签条是容庚题的，容庚先生在广东，你们怎么去找他？还有林散之的题耑，《乐只室所藏赵次闲印集》朱孔阳写的扉页。

张耕源：记得是夏子颐老师的关系，夏老师是著名版画家，《闻一多肖像》是他青年的成名作，又是老革命，所以社会关系比较多，给工作带来很多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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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您跟学校的老一辈应该来往较多吧？

张耕源：陆维钊先生没有直接给我上过课。后来阳浦建校舍，同住在一个学校里，一个大房间上下铺。我们年轻一点的睡上铺，年纪大的陆维钊先生、陆抑非先生等睡下铺，回来后自然感情比较亲近，便于我常去请教他们。“文革”结束，我开始学书法，临吴昌硕的石鼓文。对陆维钊先生从心底佩服，他创造的扁篆体很打动我，写给陆先生看，他看了之后说了一句：“不要学这个。”我说为什么？他说自己的源头在吴昌硕那里，你要学的话从源头学。我理解其意，不是说不能写，基础好一点以后还是可以写。他是希望我不要跳，一步一步走过来，基础没打好，一下子写这个容易写坏的。这是老师的肺腑之言、真诚的忠告，我终生铭记。

这之后，我经常去陆维钊先生家里。有一次，我自己做了小小的本子给他看。他夏天赤了个膊，半躺在床上，批阅之后，点评说三分之一还不错，三分之一修改一下还可以。记得他评齐白石也是这样，齐白石三分之一是好的，三分之一不行，另外么马马虎虎算尚可。有段时间曾尝试，用潘天寿先生的行书字体刻边款。陆维钊先生看后说：“这个你不要弄，这个路走不通的，你以后会知道的。”究竟为什么，他没有明说。我曾请他写《潘天寿常用印集》的扉页，写得好极了。给我的印谱写的扉页，也真是绝了。两个扉页均用蜾扁体写，结体奇崛，笔力雄强，颇得米芾刷笔的韵致；其布局奇巧，天衣无缝，堪称极品，无人能及其右，陆维钊先生是我一生最佩服的老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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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那个年代，您是年轻印人，有机会接触到沙老那一代大师级的人物，现在您也属于老一辈西泠印社社员了。这批签条张张都好，哪怕朱复戡还生气，给他拼得这么好。老先生狷介，有脾气，也是人的性情，现在看来反而弥足珍贵。往往是有点性格的人，他才在艺术上有胆量和气度，有些年纪大的人还没这个勇气。当时一共出了多少本这样的印谱？

张耕源:20来本吧。《刘海粟常用印谱》也是做了几本有经验以后，联系好去的。附中时候老师刘乙修先生带着我们班去过刘海粟先生复兴路的家，刘海粟先生给我们翻看了一些印象派的法文原版画册，苏派的绘画我们比较熟悉，刘海粟先生说法国艺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新鲜。后来我把前几本给他看后，他也愿意做，告诉我图章在谁手上，每次拿十方去，情况与钱君匋一样，没有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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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来楚生先生肖形印《然犀室肖形印存》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耕源：夏子颐老师的朋友汪子豆先生，也是一位有个性的老先生，自己专门做个小盒子，存放印泥、拓包。他经常到来楚生家里，去了就问来楚生最近刻了什么啊？来老说刻了这两方，他就马上坐下来打开小盒子拿出拓印包拓起来，这样日积月累收集了很多来楚生的作品。他跟夏子颐老师关系很好，建议我们做一本来楚生的肖形印，原稿由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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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您说的大概是在什么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

张耕源：好像90年代前后。夏子颐老师调走了，领导换人了，我的兴趣也开始转向书画创作，对编印谱降温了，慢慢地就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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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犁：你们原来主业是水印，怎么后面弄到印谱上面来，是因为兴趣还是别的其他原因？

张耕源：主要是我的兴趣。感觉到社会也有这种需求，同时也给自己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就说服夏子颐老师和相关领导开辟这项业务。夏老师本身也喜欢书画篆刻，他喜欢古董、古字画，收藏不少。后来西湖艺苑解体，在版画系成立紫竹斋，工作室性质，为版画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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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美术报

编 辑｜庞 洋 刘 杨 赵雨岑 梅祎涵 王思凡

审 核｜徐 元 丁剑锋

出品：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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