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深邃星空的探索，是人类的好奇心所驱动。

中国人这种好奇绵延数千年，代代传承，同时还留下了较为完整的天象观测记录。17、18世纪，欧洲学者对这些记录和中国上古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探讨中国历史纪年的准确性，并把中国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范围中。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筹）韩琦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徜徉在历史的时空，让他从欧洲学者的研究中读到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层要义。今年他主持的项目《欧洲学者对中国历史纪年和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及其影响》，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立项。

那么韩琦教授的这项研究为何能跻身其中，究竟冷在哪里？绝在何处？

冷门的学科就是坐冷板凳的学科

韩琦专攻科学史，这是较为特殊的史学分支，要求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对文史也要有系统全面的了解。

科学史本身的特点，韩琦认为，就在于文理交叉。“要对一个问题深刻剖析，你首先要看得懂历史叙述中的科学原理和逻辑思维。”

“我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都是在做好一步步的学术积累。”韩琦曾在世界各地大量阅读尘封的手稿与信件，很多时候只能动手一页页抄录。“就像我们面对的浩瀚宇宙一样，总有解不开的谜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追求历史的真相，我们必须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他说。如山的档案在时间长河中默默无言，即便有人拂去上面厚厚的尘埃，有时也未必能道出历史的奥秘。

因为要“看得懂”，需要反复琢磨文献，除了辨字识文外，还要过语言关。“在掌握必备的英文、法文外，还要对德文、拉丁文等欧洲文字有初步的了解。”韩琦说，“初步掌握这些语言需要一段时间，要达到熟练的程度还要花费几年功夫。多年案头沉浸，不知不觉就习惯了坐上冷板凳。”

“解构不同时空下科学文明交流的历史场景，再现传播的人员网络和传播方式。”这是有别于物质形态的另一种样式的考古研究，“当你触摸档案，就会感受到书信和人物的流动，会有与古人对话的感觉。”韩琦乐在其中。

时间长范围广人物多关系杂

1987年，韩琦第一次看到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的书信时，便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史料价值。宋君荣在康熙末年抵达中国，在北京生活三十余年，由于禁教政策的影响，无法开展传教活动。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天文学家，他对中国古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翻译了《书经》，与欧洲学者广为通信，在欧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赤交角是一个基本的天文学常数，在历法计算中都要用到。但对黄赤交角的认识，在欧洲经历了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宋君荣通过对中国古书的考证，系统整理了圭影观测记录，其手稿后来被法国著名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所引用，得出了黄赤交角随时代变小的结论。

正是这一讨论，吸引了韩琦的目光，并将之不断深入到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去。“中国古代系统的天象观测，引起了欧洲天文学家的重视，对这段历史的探索大大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

韩琦从1993年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科学院、巴黎天文台、巴黎耶稣会档案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英国皇家学会以及德国慕尼黑的档案馆等机构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根据宋君荣北京书信集和其他未刊书信重构他的“朋友圈”，进而“还原”当时的学术场景，对中国历史纪年和传统天文学研究的历程进行系统梳理，重构18世纪欧洲学术网络、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这些互动对欧洲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与世界的中国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但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仍有一些天文学家和思想家们依据他们的判断，对中国古史表示怀疑。

韩琦介绍，17、18世纪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根据《尚书》《诗经》等古代文献中的天象记录，对中国古代纪年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这些文献寄回欧洲，随之引发了欧洲天文学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中国上古史和天象记录的关注。

“今天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审视中华文明如何走出去，但更应该用历史的眼光，从他人的视角去看中华文明的传播。”韩琦的这项研究，就是要通过中西文献互证，还原当时欧洲的学术圈，进而揭示法国天文学家和启蒙运动思想家探索中国古史的语境，研究难度很大，也颇具挑战性。

“以欧洲人对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研究为例，对全面评价17、18世纪中国科学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具有积极意义。”韩琦介绍说，“这些关于中国历史纪年与天象观测的通信与著作，促成了法国知识界对中国历史的关注，并为法国学者提供了写作素材。”

伏尔泰就曾深受影响，从中国古史纪年出发，重新思考世界历史开端，并首次把中国文明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中考察，为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悠久辩护，呼吁在世界的历史中给予中国更为显赫的地位。韩琦的这项课题，通过对17、18世纪中西交流史的研究，将为文明互鉴提供极佳范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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